竟换得了“立储自有长幼”这么一句明确的话，实在是太值得了！万历初时还没有感到有此一失，等到守正诸臣的疏本接连而来，都着重地提到他的“立储自有长幼”的话，并且要求迅即付诸实现时，他才感到自己真是大为失策，实在太被动了。为此他更恨透了那个使他有此一失的姜应麟，直至多年以后，吏部推举建言诸臣时，每一提到了姜应麟，便都会受到重谴。姜应麟被废竟达二十余年。

    姜应麟的疏文，很快便掀起了一阵请立皇长子为东宫太子的狂潮，言官们纷纷上言，所论的都是此事，而且在疏文中还都提到了万历所说的。“立储自有长幼”，要求他尽速予以实现。万历对此，先是极力镇压，最先上疏的沈璟、孙如法等人，都被严旨切责，并都以此获罪。万历原想，似此严加罪责，总可刹住这股浪潮。但实际却并不然，尽管一再严加罪责，论疏仍如雪片飞来，接连不断。那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以致阁臣、九卿等人，为了表明自己也是顺乎舆情的，不免也要上疏论及此事。不谈立储一事的，只有那些与郑皇亲一家交好的，以及随时都以逢迎为事的那一些人。但这类人为数极少，并且又都只敢在暗中活动，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和那些持正的朝臣来对抗。对付那些讨厌的疏本，竟然只得由他本人首当其冲。

    万历给这些讨厌的本章实在弄得很苦。本来他还有个不予阅看便即“留中”的一个办法，可以取得安闲的。但是对于这类本章他又不便应用。因为这事关系着郑贵妃和她的家人，他很担心他们会因此受到攻击，所以又不能不看。万般无奈，他只好又使出他所惯用的，拖的办法来对付。因此他遂推说，皇长子年纪还小，此时便谈立储，实非所宜，总得等上几年再谈此事才见合宜。他原以为，皇长子确实年纪还小，而且要拖的时限也不算多，这一来，总可以让他有个喘息的时间，然后再行设法了。但是这个拖的办法，竟也无效，请求立储的疏本仍然不断飞来。有些疏本，竟然还敢驳论他的说法，说是立储一事，关系国本，应该越早越好，而且按诸实际，皇长子的年龄也已不能算小了。有的疏本，甚至就以他本人为例，来驳倒他。他们说，他本人便是在六岁上便被立为皇太子的，如今皇长子已然年逾六岁，如何反说是太早呢。这些话，都使万历无言以对，但他仍自忍着，尽拖下去。这样拖了两三年，要求他履行诺言，见信于天下的疏本也是一直不断，总来扰乱着他。最后万历只好自己定出限期，让首辅申时行传谕诸臣，说是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才能议行，要诸臣安心等着，不要再来啰唆。但因他屡次失信于人，这次自定限期竟也无济于事，而且他最担心的事，也终于发生了。那时在诸臣的论疏中不但已多次提到了郑贵妃，而且也已有人疏劾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和她的哥哥郑国泰，说他们是“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万历至此，觉得软拖已经不行，只好另来一手，硬行耍赖了。于是他又把首辅申时行找来，要他出去传谕他的诏书，说是“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诏中所谓的“后年”，便是万历二十年（1592），那年皇长子年及十一岁，若等长到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了。申时行因怕真会又拖，便告诫诸臣别再激扰，以免又生枝节。但因万历多次失信，廷臣都不放心，又怕他会忘了或是装作忘了，所以将到预定的年限时，工部主事张有德放心不下，便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以此作为试探。没有这样的一探，万历也许会真个装作忘了，加以拖延；但有此一探，却又使他有了借口，立即大怒，说是他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了，只有延期一年，以昭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在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