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册立的期间，对立的两方斗争得更见激烈。双方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皇长子的身份这一点上。持正诸臣，总要千方百计，在各方面都要使得皇长子的地位显得突出，以见他之应被立为太子乃是当然之事。他们在疏奏中总要把皇长子与其他皇子截然分开，他们称皇长子为元子，或者竟直称为“元嗣”，而对其他皇子，则以众子称之。在这期间，皇长子已然年逾十岁，诸臣为此便纷纷疏请预教，以便因此显出皇长子的身份特殊。原来皇子如果已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且还要为他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还随时要把诸般如何为君之道为之讲授。皇长子虽说并未被立为太子，但持正诸臣为了要在各样事情上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所以便有预教之请，希望能把预教的仪式办得有如太子“出阁”一样，造成他即是将来的太子的声势。太子别居一宫，并配上东宫官属，便称为“出阁”，诸臣便是想把预教办成犹如出阁那样的有声势。

    皇子应予教育，这个帽子很大，反对皇长子的诸人无法加以阻止，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待嫡”之说，要万历加以宣谕。他们这样强调立嫡之说，实是专门用来对抗那些夸重皇长子的一些人的。因为抬出了嫡子，则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为一样，都并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的特权。但是这个待嫡之说，很快就为众议驳倒，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嫡子之说，而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他是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这时私下已经有人议论，说是待嫡之说实在不通，就是当今的万历皇帝，他就并非嫡子。这种议论一在私下传开，倡为待嫡之说的人们便都不敢再过坚持，因为他们很怕这种说法会被人用入疏文，那样便不好看了。不过这些人的长技便是在暗中捣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很快便又想出了“三王并封”一招，要郑贵妃请求万历，予以施行。

    所谓“三王并封”，便是想在册立太子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三人同日封王，这样便都无二致，下一步就好另做手脚了。那时首辅申时行已经致仕回家，代替他位居首辅的是王锡爵，于是万历便把王锡爵召来，命他尽快拟出谕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这个王锡爵和申时行本是同年，他们都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的进士。申时行是那一科的一甲一名的状元，而王锡爵则是一甲二名的榜眼。王锡爵廷试虽仅次于申时行，会试时却是当时的会元，名次还在申时行之前，在应试为文虽与申时行不相上下，但实际上却远不及申时行的干练精明，不过是个唯唯诺诺，诸事仅能如命照办的人。他被召奉命之后，回来便已把三王并封的旨意拟就，并未悟出其中还有什么别的道理。但是，就在他拟旨之时，此事却已在外面传开。于是其他阁员以及很多坚主立储的头面人物，便都赶来看他，向他说明这是压低皇长子的一个陷阱，这道谕旨可是万万拟不得的。王锡爵本人也是个守正之士，至此方始大悟，因而不但停止了拟旨，并向万历表明了“三王并封”不宜实行的道理。于是，这另外的一招，便又胎死腹中了。

    “待嫡”和“三王并封”，最终的用意虽在争持立储，切近的作用却在扰乱施行皇长子的预教。这两者都已失败，预教之事便已不能再延，终于在皇长子十三岁时，还是只得如议照办了，并且一切仪注也都与东宫出阁无异。这样，维护皇长子的利益的守正诸臣，便又赢得了第二个回合。

    万历采用拖的办法，虽然给他赢得了不少时间，但反过来，时间又给了他越来越多的压力。因为拖而又拖，皇长子不觉已达到了冠婚的年龄，应该让他冠带成人，举行婚事了。在这件事上，相互对立的两方，都又摩拳擦掌，再作一番斗争。站在郑贵妃方面的人，为了不使皇长子与诸子有异，都主张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