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立，先行冠婚，这样在婚礼上，便与诸子不会有何差异。而站在皇长子一方的守正群臣，却觉得冠婚是件大事，实在马虎不得，因而坚持必须先行册立，让皇长子以太子的身份举行婚礼才行。依照明代的宫廷惯例，不论太子还是诸王，年到十五六岁，便已到了冠婚之年，不能再延迟了。但是皇长子的婚期，却因两方相持不下之故，给推迟了很久。这时，时间的压力便更显现出来了。因皇长子既然不得冠婚，他下面的弟弟们自然也就没有抢在他的前面，先行冠婚之理。这样首受其害的，便是皇三子朱常洵，这事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朱常洵也已年至十六，他们都还没能成婚，这让举国上下都已感到实在是件奇事。熬到此刻，万历自己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无可奈何，只得勉从众议，就在那年把皇长子朱常洛册立为皇太子，并于次年二月，又为他举行了婚礼。这样，万历一方可算是一败涂地，守正诸臣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皇长子虽然已被册立，但斗争却并没有完结。在拥护诸臣方面，虽说目的已达到，似已无事可干，但又都还感到，太子虽立，而根基欠稳，最怕会有什么变化，所以都在时刻注意着。在另外一方，主动的力量却也有了变化。在储位未定之时，万历实也极想立爱，所以常常起着主力作用。但因一再失败，而且立长之局终已无可变易，他的疏懒本性便又显现出来，变得听之任之，安于现状了。反之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以前都只在暗中煽惑、鼓动，如今却更鼓起劲来，想方设法，组织人力鼓吹，并谋划把已被册立的太子加以废弃了。他们突然这样尽力，也是势在必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深深地得罪了太子。一旦太子登基，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实已不问可知。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能得救。为了鼓起已经冷下来的万历的劲儿，他们一面在外使人拼命鼓吹废立，一面便又重新煽起“妖书”一案来，扩大影响。所谓“妖书”一案，那是还在太子册立之前就发生了的一个案子。原来那时身为刑部左侍郎的吕坤，在他尚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时，写过一本名为《闺范图说》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图说。那时内监陈矩恰好奉诏在外收书，这本小书也便被他收进。万历因见那是本讲妇德的书，便把它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看过那书以后，自己又另外加上了十二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交由她的伯父郑承恩拿去刻板成书，又印了一些散放出去。这事原很平常，但那时的言官动辄假公济私、乱肆攻击的风习已成，给事中戴士衡因与吕坤有仇，便借此事疏劾吕坤假手郑承恩向郑贵妃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这时忽又有人给《闺范图说》作了个名为《忧危竑议》的跋，说是吕坤撰《闺范》一书，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是由于那马皇后乃是从宫女渐次晋封为后的。他的用意，分明是向郑贵妃献媚。郑贵妃所以要刻这书，也是深知其意，为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太子取个先例。跋文还在最后说明了该文的取名之意，它提到吕坤曾上过名为《忧危》的一疏，说他在那疏里无事不谈，唯独不谈建储一事，他的用心，于此也可概见。这篇跋文主要虽是攻击吕坤，却又夹枪带棒，无处不在暗中攻击郑贵妃。因此，郑贵妃及其家人便都认为，作这跋文的人，定是出于疏劾过吕坤的戴士衡，或是曾劾过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这二人之手。于是通过万历，立即贬罚了这两个人，才算罢休。这事原已算是了结，如今忽又旧事重提，则是由于又出了一篇名为《续忧危竑议》引起来的。这篇《续议》用的虽是老套，而意指却已全非，它的要旨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是不久必然会被废去。因为他的被立便很勉强，皇上是被逼无奈才那么干的。这篇文章是托名为一个叫“郑福成”的人与来客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那时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从这取名，一望可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