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晓谕诸臣时也说自己是“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很道出了自己病症的险状。实际上，他那时已自知病将不起，所以此后接连在病榻上召见诸臣，所说的都是如何安排后事之类。到了八月二十九日，他又召见首辅方从哲和其他大臣，同时还把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后年号为天启的明熹宗也叫到榻前，就更有一种临危顾命的样子了。他谈到了寿木和陵地，方从哲初时还误以为他问的是才去世的明神宗之事，但这个卧病的人却指着自己说，“朕寿宫也”。方从哲等这才晓得，这位才即位的皇帝已不讳言自己的丧事了。后来这位皇帝又问：“鸿胪寺有个官来进药，他在哪里？”方从哲道：“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仙方，可是臣等都不敢相信。”但这位已经自知不行的皇帝却很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便命人把李可灼宣入宫中，并要他赶紧把药献上。李可灼所进的是一种红色的药丸，后来便称这事为“红丸案”。这药初服后效果像是很好，皇帝觉得很舒服，不住地称赞李可灼为忠臣。不久，又命内侍传谕，说服药后很好，命他再进一丸。李可灼再去进了药后，方从哲等问起皇帝的病状，李可灼还答称“很好”。但是到了次日一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清晨，登基才及一月的皇帝便去世了。

    皇帝在夜里服了一个人所进的药，天刚亮就去世了，而这个进药的人又并非御医，这种事在封建时代可不是小事。由于不悉红丸究为何物，又还牵扯起了一些别的因由，所以这事终竟成为明末三案中的一案，也惹起了不少的风波。

    说到李可灼所进的红丸究竟是什么药，后来论及此事的人们议论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房中药；也有人以为不然，说那该是一种道家服食的丹药，颜色红，自然含有大量的丹砂，进药者自称为仙方，更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些人则认为两说都不足信，说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补药，李可灼认为补药总不会出事，所以才敢进。大约持前两说的人，人数都较多，而且各都以史实为据，觉得很有理。持第三说的人却拿不出什么史实来，不过是据理而言罢了，所以人数也较少。

    说红丸是房中药的人，他们的根据是，明代的诸帝大多都是色欲之徒，由于纵欲，他们都宠用一些佞人，替他们寻访春药来助长欢乐。明代的诸帝寿算都不高，常都是只到三四十岁便下世了，其原因也由于此。服春药最著名的首推明宪宗朱见深，他朝中的首辅万安，便是以进春药而青云直上的。时人称之为“洗屌相公”，也是由于这些事。

    说红丸是金丹之类的药物的人，首先总要提到那药的颜色，从颜色便可推知那是用汞炼成的。再则，明代诸帝迷信方术希图长生的人就更多。在这些服用丹药的诸帝中，明宪宗也是很突出的，被他宠信的方士，前后就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红和僧人继晓等十余人之多。他曾给予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等封号并领有俸禄的僧官、道官，人数更多达一千余人。然而在这方面，明宪宗还得让他的孙子明世宗称第一。这位年号是嘉靖的皇帝，宠任的方士不但更多，给予他们的好处和权力也更大、更多。他退居西苑万寿宫达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事。他不但自己这样，还要他的臣子也和他一样。首辅夏言罪至弃市，不肯服用他赐给的道巾竟是重要的罪行之一。严嵩最合他的心意，别人攻也攻不倒，方士兰道行巧用扶乩，便把严嵩搞倒了。万历是否也服过丹砂，史籍并没有明文，但在万历三十年他忽然一病自认为必死，而次日又全然无事了。这情况据说倒也是服用丹砂的旁证。

    持第三说的人实际的根据并不多，他们不过是据理以见前二说之非而已。他们认为，拿春药给病在垂危的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不是疯子，他又明知病人乃是皇帝，如何敢这样乱来？不能是丹药，其理由与不能是春药也正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