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不是可以拿给垂危病人的药物。他们有人又说，朱常洛是由纵欲才把身子迅速搞垮了的，明代中叶春药已极流行，至明末而益盛，当时的话本反映及此的实已很多。明代宫廷中，春药的泛滥比民间更甚，朱常洛纵欲伤身，滥用春药也应是其一原因，如何可以再拿春药给他服用？他们反复辩驳，都不过是些空论。但在这三说之外，却还有人认为，红丸到底是春药或是金丹都有可能，李可灼如果甘心受人利用，故意拿来以速其死，其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的。

    其实红丸案之所以成了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主要就是由于有这最后一说，从立储时便相互对立的两派一直都还在互相攻击，至此，又有了个绝好的题目，于是又各为一说，再启争端。一向以维护正统利益为己任的一些人，由于想到以进泻药而使病情骤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由方从哲带进宫里的，所以认为李和崔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这样也还不够，还该查明有谁在幕后主使。要追查幕后人，这从梃击案便开始闹起，以至就是民间也都知道，所谓幕后人，指的便是郑贵妃和从属于她的那一伙。这一次所以与以前稍有不同的地方则是，首辅方从哲也成了众所目指的人物。

    方从哲是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的。次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方从哲便继而得任为首辅。他从入阁到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致仕，作为阁臣虽只有七年多，但在他手里却接连换了三个皇帝，已可说是辅佐过父、子、孙三代的三朝元老了。更为奇巧的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也都是发生在他为首辅的时候。梃击案发生在他升任首辅的次年，红丸案和移宫案则都发生在他致仕的那一年，他就是由于对这两案都处置失当，挡不住各方的围攻，才致仕而去的。关于方从哲，《明史》说他“性柔懦，不能任大事”，说得实在很不够，贪婪而无能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由于贪婪，他热心于权力和财利；又因无能，只有靠钻营、依附才能得到那些。他之成为郑贵妃系内的人物，倒也像“天作之合”，一个愿招，一个想投，所以一拍即合，很早他便成了极肯为贵妃出力的一员。

    红丸案之所以愈演愈烈，也全由方从哲的处置失当。首先人们纷纷指为弑逆，他如听之任之，不加驳辩，很可能闹过一阵便趋消歇。但他因为李可灼是由他那一方所引进的，生怕沾上弑逆的恶名，不但立即命人加以申辩，说是乃由先帝所召，并非弑逆。又因皇帝初服药后觉得很好，曾经连夸李可灼为忠臣，也是当时在侧诸臣都听到了的，便更借身为首辅，有代拟遗诏的方便，在遗诏中，以去世的皇帝的口吻，仍然夸奖了李可灼，并且赐以银币。方从哲认为，他这不惩而奖的办法，可以借助于大行皇帝（才去世的皇帝即称为大行皇帝）的威灵，可以压住群臣的叫嚣；不想适得其反，他的遗诏一出却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人们把崔文升、李可灼的用药都看成了有联系的阴谋，并且把他方从哲也给算入弑逆者的数中了。

    情势转变到连他自己也成了弑逆者，方从哲更慌张到手足失措，但他仍想借重大行皇帝使自己摆脱困境。他使人再行为崔文升和李可灼辩护，又说坚持认为他们用药有误的人，将使先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这种论调一出，激起来的波澜更大，在先攻击他的还只是些言官，如今却是很多大臣也都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先前攻击他还只是隐有所指，如今则是不仅论及此事，而且把他的所有恶德都抖搂出来了。方从哲抵不住这股狂流，只得慌忙上疏求去，想借此得以逃脱。但是就是在他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络绎不绝，直到天启二年（1622），攻击他的疏文还是一直不断。在论疏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二疏所论最为严切。孙慎行在疏文中直言方从哲难逃弑君之罪。他说：“举朝共攻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