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人物。“十狗”比不上“五虎”和“五彪”，但也都是些专出坏点子的人。他们之中，有名的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还有那个最先向天启进“灵露饮”的霍维华。“十孩儿”中出名的有李蕃和李鲁生，他们比“十狗”又要差些了，但他们却也和崔呈秀一样，是魏忠贤的干儿。至于“四十孙”，那可就连干儿也当不成，只好当孙子，喊魏忠贤为爷爷了。

    由于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以前被称为奸党的那些人，差不多都聚集到魏忠贤手下来了。在三案中，他们都吃了败仗，确实都极不甘心，眼见得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已都跃跃欲试，想重新翻案，把那些自称忠党的人再打下去。魏忠贤也是在移宫一案中吃过败仗的，他的属下又屡受那些人的攻击，天启二年，杨涟还上疏劾他，说他共有二十四条大罪。这些他都记在心里，只因当时阁臣之中正人尚多，他没有左右阁臣的力量，所以暂时先搁下了。天启四年七月首辅叶向高已致仕回家，次辅刘一燝在更前些的时候便已离去，在内阁中，他安置下来的人也已多了一些，所以他便认为，借三案来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的时机已到，还要进一步将那些人除尽，把自己的势力更扩大一些。他们为了翻案，事先也做了不少准备，先在暗中修成了《三朝要典》一书，把翻案的要点都先已定好。继而又做出了些类如《东林点将录》、《缙绅便览》、《东林同志录》等黑名单式的小册子，以便“按图索骥”，一个也不让漏网。

    翻案最先还是从梃击一案开始。这倒并不是以时间先后为序，而是因为从这一案可以用得罪先帝为名，最易找到借口。原来，自从王之寀用非常的手段查出了实情，虽然得到了胜利，但因显然危及了郑贵妃及其一家，使万历本人都陷入了困境，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才得勉强告一段落。为此，万历对王之寀实已怀恨在心，当时虽然无从下手，但总想找个机会来惩治他。皇帝有这种意图，迎合他的心思的人自然很多。果然只过了两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对官吏按期考核，名为“京察”）之时，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便对王之寀加以罗织，说他贪污有据，给了他一个削去官籍的处分。王之寀被削籍回家后，直到天启改元才有人为他讼冤，又得入京为官，并做到了刑部侍郎。由于他一直在刑部为官，提到三案情况的时候较多，他又常常矜夸自己，时常讥讽那些说张差是疯子的人，所以初审此案的人，如刘廷元、胡士相等人，便都恨之入骨。等到翻案之风初起，王之寀便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的罪名受到了围攻，先被给以“除名”的处分还不算够，终至说他借此向郑国泰逼索过赃银两万两，把他抓入狱中，要勒索赃银八千两，按期追比，竟把他逼死在狱中。

    先把主要的人物攻倒，然后说他得了若干赃银，抓入狱中，令其赔退。赔退不出，便要按期追比。所谓追比，便是按期用刑逼索。很多的人，都是被这么按期加以折磨而死在狱中的。

    在《三朝要典》里，梃击一案的罪魁被认定是王之寀，所以对他也逼得最紧，折磨最甚。别的一些人，只要是附和过王之寀的，或者是攻击过方从哲的，也都被作为从犯，都没有放过。魏忠贤一伙，很想把方从哲再请出来，让他重任首辅。他们已敦请过他多次。方从哲为人并不正派，并且也极贪财好势，但他看事终较魏广微等要高一筹，他觉得魏忠贤他们所搞的那一套，实在太过险恶，为了保住自己，所以坚决不干。他这一手倒很高明，所以魏忠贤倒台后，他倒保持住了自己安全，没有丽名逆案。

    在《三朝要典》里，红丸案的祸首是孙慎行。最先向他发动进攻的是张纳，孙慎行受到了“削夺”的处分。所谓“削夺”，便是不但削去了他在官的籍名，还把他所有的官阶、所得的封号，都加以夺除的意思。但这样也还没完，因为有个刘志选不肯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