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上两疏，论述其罪，终于把他定了个流戍之罪，要遣戍宁夏。好在那时文书往来极慢，定罪之后，还未成行，便赶上了天启死去、崇祯继立，孙慎行才得到了赦免。

    翻红丸一案，主要在于报复那些疏论崔文升和李可灼二人罪行的人。东林党人所上的论疏最多，所以这一翻案也以东林党人所受的牵连最大。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如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人，都受到了追论。邹元标和李三才那时都已去世，但是还都受到了削夺的处分。高攀龙曾要严治崔呈秀的贪污罪，如今翻了过来，崔呈秀如何饶得了他，早已派出缇骑要把他逮进京去论罪。高攀龙是在缇骑将到时自沉于池而死的，但就这样也还是不能逃过崔呈秀的报复，缇骑硬是把他的儿子高世儒也锁拿进京，最后问了个徒罪。

    移宫的罪魁并指为是杨涟和左光斗两个人。和另外两案比起来，杨、左二人所受的折磨可就比那两案中的人，要惨得多了。魏忠贤最恨杨涟和左光斗，因为这两个人都极力攻击过他。杨涟疏劾魏忠贤有二十四条大罪。左光斗疏劾过魏忠贤和魏广微，说他们有可斩之罪三十二条。为了要重新挑起移宫案的旧事，魏忠贤想到了被“除名永锢”的贾继春，这个人就是一直和杨涟与左光斗互争的，把他找来，一定有用。但是“除名永锢”的人不能离家一步，要调回他来又很麻烦，只有径以中旨召他入京复官才最方便。所谓中旨，便是略去票拟、批硃等类程序，直接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旨意。按照明朝的规例，这种中旨是不合法的，阁臣有权加以阻驳，九卿也都可以拒不奉行。但在封建皇朝，所有的规例等等，在要它发挥作用时，倒像是铁的定则，不可或违；在不需要用它时，那些规例就又成了具文。明代诸帝中没有出过中旨要这、要那的，实在很少。天启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在位的时间虽短，发出的中旨却多。其实这些中旨都是魏忠贤打着他的旗号代发的，他自己常是什么都不知道。

    贾继春原是被天启处以“除名永锢”的，如今又被以中旨召回复官了。他当然明白，何以又会把他召回复官，所以回京之后，首先便是疏论移宫，攻击杨涟和左光斗。他说：“涟与光斗目无先皇，罪不容死。且涟因傅櫆发汪文言事，知祸及，故上劾内疏、先发制人。天地祖宗所必殛，而止坐纳贿结党，则涟等当死之罪未大暴天下。宜速定爰书，布中外，昭史册，使后世知朝廷之罪涟等以不道无人臣礼也。”这是一篇精心策划、暗藏毒计的疏文。疏中“劾内”一语是贾继春生编硬造的，所谓“劾内疏”，便是指杨涟劾魏忠贤有二十四条大罪的那个疏文。贾继春不敢触及魏忠贤的名讳，才造出了“劾内”一语。内者，内监也，魏忠贤是内监，所以劾他便成了“劾内”。疏中提到汪文言，是为了要把杨涟等纳入汪文言的一案，才便于用刑逼赃。所谓定爰书，是说《三朝要典》要尽快公布，以定是非。这一疏本，有如事件进行的方案，后来的事情，都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进行的，有些做得还更彻底，譬如为了要使对三案的记载相互一致，他们甚至连《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也都改写过了。

    所谓汪文言案，倒是很复杂的。汪文言这人倒可算得是个怪人，他读书很多，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却从未经过科考，所以只能以县吏开始走入官场。作为县吏，由于他仗义任侠、多智数、善权变，很快便已声名远扬，被人当作是有如及时雨宋公明那样的人物。万历末年，刑部郎中于玉立告病回乡，需要有个人能为他探听京中的各样消息，便找到了汪文言，于是汪便捐了个监生，进入太学读书，借以探听消息。他这个人极善交游，很快便结识了很多朋友，并且还结识了在东宫为当时的太子朱常洛伴读的内监王安。王安维护东宫很出了些力，其中有很多事便是由汪文言在暗中为他策划的。万历死后，内廷全由王安主持，汪文言更受到了倚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