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好恶和自己的经济条件而定，本无可厚非。但过度的奢侈与浪费和饮食的讲究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是愚昧和没有文化的体现。

    我虽在较为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但从小却受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一米度三关”的传统教育，老祖母常常告诫我要惜福才能载福，吃完饭总要看着我的碗里不剩下一粒米。这种教育方式在今天的青年看来是过于陈腐了。老祖母是山东诸城人，她告诉我，她的家乡有兄弟两个，哥哥是大地主，有钱财而挥霍无度，平时吃饺子仅吃中间部分，饺子边全扔掉。弟弟是自食其力的庄稼汉，每次去看哥哥时总带回一口袋吃剩的饺子边，晒干后攒了一麻袋。不久哥哥钱财用尽，乞讨为生，要饭要到弟弟门上，弟弟给他煮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儿，他觉得真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后来弟弟就用这种“面片儿”周济了他三个月，待他身体复原，才告诉他这就是他两年多来吃剩扔掉的饺子边。后来哥哥痛改前非，又渐渐振兴了家业。这个故事我听过无数遍，是真是假不去管他，但不能暴殄天物的教诲却是不敢忘怀的。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富裕了些，挥霍浪费之风也与日俱增。常常可以在饭馆看到客人离席而去时，饭菜剩了十之六七，殊为可惜。大款摆阔，动辄一席万金，已不鲜见。燕翅紫鲍的席面，每人的消耗总在两千元左右，十人的宴席也可达两万元，相当于一个工薪族职工一年的收入，如此悬殊的差异，令人堪忧。吃公款之风屡禁不止，巧立名目，大吃大喝，即使在贫困地区和亏损企业，也是照样如此。更有甚者，吃救济款，吃赈灾款，吃扶贫款，吃教育经费，不知这些身居庙堂诸公，于心何忍？能食民脂民膏者，世间还有何物不敢啖于口腹之中？

    吃剩之物打包带走的风气，七十年代在香港已很盛行，近年来在内地亦蔚然成风，是个很好的现象。但也偶见浅尝辄止地一席饭菜被白白地浪费掉，这种情况多见于公款请客者，与席诸君大多是怕沾了“占便宜”之嫌，于是无人肯拎回家去。再者就是情侣就餐，菜要了一桌子，心思又在吃外，实在可惜得很。饭后大多男方“坏钞”，为了不显“小气”，多是扬长而去。其实，如果女孩子是个有修养的人，对这样男人的印象分是要大大打个折扣的。

    暴者不恤人功，殄者不惜物力。非恶吃，何也？

    袁枚有“戒单”，说到饮食中的十四戒，其中有“戒纵酒”与“戒强让”之谓，可见纵酒与强让皆属恶吃。

    适量饮酒佐餐，不但能够增进食欲，还可以提高兴致。根据个人对酒的适应程度，不拘多少，达到“微醺”，应属最佳境界。我生性不能饮，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类似“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享受是体会不到的。酒能刺激人的神经中枢，令人兴奋，激发才思与灵感，故而李太白能够斗酒而诗百篇。花前月下，一壶薄酒，无论对饮独酌，何其太雅？我认识一位先生，过去常去新疆公务，以他的身份，是完全可以乘飞机往返的，但他出差新疆从不坐飞机，而是带上几瓶白酒，几包五香花生仁，坐卧铺出发。当时火车抵新疆还要四五天时间，同行者不堪其苦，总是晚于他四五天之后乘飞机，以期同时在乌鲁木齐会合。问其缘故，答称要的就是在火车上饮几天酒，酒后睡，睡后酒，谓之“一醉出阳关”。以上种种饮酒的方式，都不在纵酒之列。

    豪饮无度，难受的是饮者自己。纵酒而闹酒者，却着实讨厌了。闹酒于宴席，虽丑象百态，无非二者，一是自逞其能，二是强人所难，最后的结果是几位离席呕吐，几位钻了桌子，方称尽兴。闹酒、纵酒的不文明自不待言，即使于食物，也是在可有可无之间，袁子才在“戒纵酒”中说：“事之是非，惟醒人能知之；味之美恶，亦惟醒人能知。伊尹曰：‘味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口且不能言，岂有呼呶酗酒之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