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了。至于曾经发生过（或者一半发生过一半想象出来）的爱情，因为年代久远，更因为诗人出于无奈也出于有意、明显地将真相隐藏到了重重迷雾之中，所以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或者考证出所谓“本事”。其实，也根本不必知道。相比起没完没了地考证和辩论的人，有一些学者十分通达，叶嘉莹先生指出：“李义山……其观生阅世，哀怨无端，发为诗歌，与其生命深相结合，读者应以灵思慧解探索之，而不可以沾沾于一人一事拘泥求之也。”（《迦陵论诗丛稿·缪钺题记》）董乃斌先生则更干脆：“追究诗人爱的、赞的这人是谁，实属多事。”还借用前人“不必有其事，不妨有其词”（程梦星语）的看法进一步说“不必有其事，不妨有其情，有其词”（董乃斌评注《李商隐诗》）。至于有无寄托，清代的纪昀早就说过：“如此诗，即无寓意，亦自佳。”（《玉谿生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