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不需要像刘邦那样英勇豪迈，但却需要刘邦所不具备的高深的政治城府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条建言影响了刘恒日后的“无为而治”。刘恒从此修炼胸中的韬略，以“文”治天下，而非以“武”服天下。贾谊想告诉刘恒的是，一个需要发展的国家更需要政治家，需要先讲明白理论，要太多只会干活的人没用。

    理论应该在实践之前，若在实践之后，那就不是理论了，是教训。

    贾谊六点建言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满是纵横家的味道。汉初的知识分子依旧怀揣着战国时游说天子和诸侯王的想法，要在统治者面前推销自己的见识，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战国化”尚未根除的表现。《过秦论》中的明嘲暗讽是后世明清士人想都不敢想的。明清的那些大臣、烈士，一个个都是奴才般的人物，而敢于在天子面前直言见解的贾谊才像一位真正的士人。

    仔细分析贾谊提出的六点内容，第六点所阐述的治国思想的原理才是全篇文章的精髓——以“术”治理天下。

    同时，整篇文章否定秦朝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制度，其实是在否定西汉初年“汉承秦制”的局面，委婉地向刘恒提出了实行新政的诉求，并间接地通过批判秦朝的制度为刘恒新政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一切都照着秦朝弊政的反面做。

    尽管刘恒最终没有完全按照贾谊的做法来实施，但整个文帝朝的政治改革却是以贾谊的政治构想为目标来推进的。刘恒最终让汉朝摆脱了秦朝的阴影，裁撤严刑峻法，柔和治国。

    贾谊是文帝朝新政的总设计师，尽管他的思想源泉是儒家，而非黄老。

    终极的智慧犹如一座山峰的峰顶，不论走哪条路，不论用哪家思想，方向对了，路径不同，也同样能到达顶峰。

    贾谊是给刘恒指明登山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