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唯一策略和绝对真理。

    贾谊鼓励农业生产来富民的建议和他前文“重建礼乐”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质、精神这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这和我们今天通过工农业生产来发展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不同的，贾谊强调了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鼓励与推动，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谓“以民为本”，本质上应当理解成“以安定人民为本”。

    《新书·大政上》讲：“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度，而民必胜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实是阻碍其推行中央集权和专制的障碍，只不过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来安抚他们，毕竟公开、明确地伤害百姓利益会招致他们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势众本身就占了优势。

    贾谊以此劝谏刘恒应该以礼乐教化来教育百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安生下来，这样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国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便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

    贾谊受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不是其个人能左右的，好在刘恒信奉黄老，而且居于专制统治阶层的顶端，所以比贾谊更为清楚个中来由。因而我们看到刘恒面对贾谊的建议时，多数是接受贾谊提出的问题，却并不采纳贾谊的解决方案。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是讲立储问题的，毛泽东评价这段的时候说贾谊很迂腐。贾谊是这么说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让太子成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要早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要安排好他身边的人，趁着青春期还没到的时候就先用礼乐束缚住他。这样效果好，能让他修身养性，智力得到开发。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选好。只有教育得当，再加上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对他施加影响，太子才能成才。《尚书·吕刑》说‘一个人做好了，万民都会依靠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贾谊的话听起来很不顺耳，毕竟这话是在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总之，刘恒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认可。鲁迅有过一个解释，说：“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

    贾谊的《治安策》，摆明了是教人治国安邦的。但至于其中的内容到底含金量多少，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同鲁迅的看法一致，刘恒选择无为而治不单单是心血来潮，而贾谊则把治国道路的选择看得太简单了。贾谊指出的问题有一些也确实不可忽视，刘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但他也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考虑。所以他只接受贾谊的批评，而拒绝了贾谊的建议，那是一些缺乏政治远虑的建议。

    刘恒和贾谊处于两个位置，贾谊只需要一心考虑国家、君上、自己的热情与理想，而刘恒每选择执行一项政令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

    历史上许多君臣都是如此，日后晁错和景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统治者和谋臣不同，统治者的诞生是各方势力综合选择的结果。以刘恒为例，他的登基也就宣召了，他将代表关东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等各方势力的利益。不论他愿不愿意、认可不认可、是不是想打破这种利益关系，他在客观上都处于这样的位置。而谋臣所肩负的责任是单一的，只需要不断进谏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考虑皇帝私人的利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谏与皇帝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皇帝选择接受谏言其实是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也正因为此，每当人们看到善于纳谏的君王时，都会将他奉为“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