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灌婴、周勃的先后去世，功臣集团走下了历史的前台，汉帝国终于结束了“打天下”的状态，帝国的群臣焕然一新。“武功”有了，就该开创“文治”。文臣俨然成为了新宠，而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宿将们只换来了黯淡的收场。历史永远是公平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人。

    刘恒登基之后选拔人才、安抚功臣，施行新政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该实打实地下手整治朝纲了。汉初社会虽谈不上积重难返，但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这得让刘恒一件一件地处理。从刘恒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早年做过诸侯，似乎一上手就应该先拿自己熟悉的王国问题开刀。但现实总是万分残酷，目前摆在刘恒面前最尖锐、最迫切的矛盾，却是功臣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刘恒不得不先挑这块大骨头来啃。

    功臣集团里首当其冲的是绛侯周勃。

    早在文帝前元元年刘恒封赏周勃等诸功臣时，郎中袁盎就曾经向他进谏，责备周勃的跋扈无礼。在大臣们的纷纷指责之下，刘恒也开始对周勃不满，对他的要求更为严苛了。后来刘恒总找机会挑周勃的刺儿，于是有了前文讲过的刘恒问周勃全国一年决狱多少、钱谷出入多少的事情，周勃答不上来，让陈平抢了风头。

    说到底，刘恒就是看不惯周勃居功自傲的样子。刘恒本来一直是很敬重周勃的，但周勃没有眼色，蹬鼻子上脸，在刘恒面前全无礼数。了解下情本来是丞相本分的事情，但周勃只是凭借功勋当的丞相，刘恒本来也没打算靠他执政，所以他心里肯定清楚周勃到底有几斤几两。这原本应该是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如今刘恒却偏偏要把周勃的这点破事拿出来刁难于他，就是要给周勃一个下马威，损害周勃的脸面，挫一挫这个功臣集团首领的锐气。

    刘恒的做法竭力地施展了其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极为成熟的御人之术，同时周勃的命运也折射了自古权臣功高震主的悲哀下场。

    文帝前元二年的十月，曲逆侯陈平在漫漫冬夜中去世了，死后谥号为“献”。说起来功臣集团之中武夫居多，谋士里只有陈平最具有政治热情，而萧何在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就去世了，张良也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离世。陈平死得最晚，他一死，功臣集团就再也没有智囊了。

    此时如果周勃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像郦商一样功成身退。然而周勃却正相反，在十一月第二次出任丞相。此时恰逢刘恒颁布诏书让列侯们各回封国，周勃就带头反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刘恒，对周勃左看右看不顺眼的刘恒打算打发这老头离京了。

    于是刘恒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的十二月召来周勃，对他说：“前段时间我让列侯们各回各的封国，结果他们都不去。丞相啊，你是百官之首，我看你是不是应该带头给大家做一下表率啊。”周勃一听这话，自知大势已去，索性也不再操什么心了，对刘恒罢免自己相位的做法安之若素，丞相的宝座由颍阴侯灌婴继任，周勃自己则灰溜溜跑回了封地。

    周勃晚景凄惨，在封地生活的日子里，每次河东太守季布来到绛县时他都惶恐不安。季布是个狠角色，当年在吕后面前拆穿过樊哙要大败匈奴的大话，因而周勃总怀疑这家伙是来收拾自己的，每次都跟犯了强迫症一般，身披铠甲，让家丁手执兵器，这才敢出去见季布。

    周勃老了，此刻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他的权势已经大不如前，正如李开元先生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总结的那样：“比较其（周勃）在长安权倾一世的景况，可知列侯们归国后在政治上之无力及其受到汉政府之严密监视……列侯在长安时与其就国以后，在政治上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说到底，在刘恒眼里，周勃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勃一天不死，刘恒就一天睡不踏实，周勃在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