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对刘恒的这一决策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废除肉刑是德政，生命是第一位的，挨打就挨打，那也总比死强；而也有人认为笞刑是一种更为残忍的刑罚，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却死不了，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很不人道，还不如给他们一刀来个痛快的。

    刘恒选择笞刑可能是因为肉刑的疼痛感没有笞刑持久，而被施以肉刑所带来的负担和耻辱感却终生难以磨灭。被施加肉刑，要么去死，要么残疾，一家人不仅失去了一个劳力，反倒多出了一个负担。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恒的选择是正确的。

    司马光评价这一时期刘恒的执政，他说：“文帝谦虚自守，手底下大臣好多都是刘邦开国时期留下来的功臣，武夫出身的人多。这些大臣为人都十分质朴，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关注得比较少。不过，君臣都以秦朝的灭亡为镜鉴，讨论事情都本着宽厚的原则，不屑于讨论别人的过失。

    “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百姓之间相互检举、诬陷的事情变少了。官员们尽职尽责，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积贮每年都有增加，人口也越来越多。风俗变得讲诚信、讲厚道，法律的惩处变得宽松，犯罪的人往往从轻发落。所以，刑罚的数量大大减少，全国大大小小的案件一年只审查了四百起，很有上古停止动用刑法的景象。”

    司马光给予了刘恒很高的评价。他试图通过宣讲刘恒“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方针的成功来劝谏宋神宗，让宋神宗不要大兴改革、劳民伤财。这也说明刘恒治下百姓生活好乃是名副其实。刘恒对老百姓限制得少，老百姓就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社会就能够从混乱走向稳定。可以说，刘恒相对宽松的执政有力地反击了法家学说，暴秦时代的严刑苛法看起来终将一去不返。

    然而，内政处理好了，外部边患却又出现，刘恒生来就是操劳的命，好久不见的匈奴人再一次敲起了汉帝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