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下令让刘章之子——城阳王刘喜去淮南国的故地称王，并按照诸侯王的规格为刘长修缮了陵墓，还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谥法解》说：“暴慢无亲曰‘厉’。”刘长跋扈无礼，这评价倒也符合他的为人。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此时贾谊早已因过度忧虑而去世，没有人再会阻拦刘恒给刘安封王了。

    于是在这一年，刘恒让淮南王刘喜回任城阳国，刘恒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过去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因为刘良已经去世而且没有子嗣，所以就没有受封，淮南四郡中的豫章郡划给了刘赐。

    刘恒说到底是输在了他的自负上。贾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刘安会始终惦念着淮南王的宝座。然而刘恒仍是要作秀的，这就导致他不能对刘安四人赶尽杀绝。再说刘安不也一直借助舆论向刘恒施压吗？刘恒最终还是无法贯彻贾谊的计谋。

    历史的戏剧性体现在，日后刘安在武帝年间被人揭发谋反，步了他父亲的后尘。特别有趣的是，其中审食其的孙子审卿还出了不少力，算是给他爷爷报了仇。

    后话不提，文帝一朝的淮南大案可以说是刘恒执政期间，在王国问题上处理的最大的一桩案子。从中我们看到了刘恒作为政治家自私和阴暗的一面，也很好地看到了贾谊在王国问题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实践。

    尽管“同姓诸侯王”本来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政治的冷漠和专制的残酷总是能销蚀一切感情。没有哪个亲人是必须爱的，没有哪个仇敌是必须恨的。不论是刘恒、刘长还是刘安，在专制王朝的政局上，他们都不过是赌徒而已，赌的是权力，赌这种虚无的东西最终会落在谁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