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自曹参执政以来，就一直秉持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到了刘恒执政时期，伴随着黄老之术的繁荣，黄老刑名学也登上了汉初政治的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张释之为代表的、践行黄老刑名学的文法吏的发迹。

    汉代政府自高祖时期以来，从上到下都是极其推崇黄老之术的。向我们透露这个信息的人就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曹参。

    在萧何还没死、丞相的宝座还和曹参没什么关系的时候，曹参在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那里做相国。当时天下初定，刘肥也很年轻，曹参作为跟着刘肥他老子打天下的功臣元老自然想扶他一把，于是召集了齐国境内所有的顶级儒生，一起开会商讨如何把齐国治理好。可惜这些儒生全都是外强中干，说大道理一套一套，要论怎样管理老百姓却没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此时曹参听说齐国的胶西郡有一位精通黄老之术的盖公，于是向他请教。

    盖公就详细地把清静无为、使民自治的一套学说给曹参讲了一遍，曹参听后大为佩服。思想上脱胎换骨的曹参从此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包括后来接替萧何担任丞相之后，他依旧是终日饮酒作乐，清静无为，一切都按萧何原来的做法办。他还劝汉惠帝不要随意改变刘邦时期的政策，所谓“萧规曹随”即是如此。

    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历经了三朝执政者，黄老学派的治国之术已经在中央政府取得了绝对稳固的地位。而事实也证明，出身于齐国稷下学派的黄老之术在解决汉初民穷国贫、经济萧条的问题上也确实效果非凡。推行黄老学派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乃是大势所趋，刘恒发扬黄老治国之术则是历史的必然。

    很明显，刘恒也受到了黄老之术无为、寡欲的影响，刘恒在推行新政时极力强调顺应民意，以民为本，这就是顺应“民之自然”的表现。且生活中的刘恒吃住简朴，不穷奢，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设立儒家的那套仪礼，这也是寡欲。

    此外，刘恒的皇后窦猗房也是一个十分尊崇黄老之术的人。她让窦氏家族的人和太子刘启都要认真读《老子》，这当然会引起一些儒生的不满。比如齐国有一个研究的博士辕固生就十分看不起黄老之术，说了几句抱怨皇后不尊儒而尊黄老的话，引得窦猗房大怒，下令让这个不长眼的辕固生去单枪匹马地打一头野猪回来，好在此人最终得到太子刘启的暗中相助。刘启虽然也学习黄老之术，但对黄老之术喜爱之情多少要淡薄一些，比不上他的父亲。刘启赠予了辕固生一把好刀，辕固生才得以顺利杀猪归来，窦猗房一看人家成功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了，也就无可奈何，放了他一马。

    前文讲过，黄老之术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都与刑名学的理论有关，只不过各自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罢了。文帝朝在这种黄老刑名学理论下诞生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文法吏，这其中的一位代表就是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

    张释之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字季，年轻的时候整天和哥哥张仲生活在一起，大约张释之家里还比较有钱，张释之就因此当上了骑郎官。

    西汉时期郎官都是需要花巨额钱财才能买到的。按照《汉仪注》记载，要想做常侍郎至少要五百万钱，且无固定薪水，一切用具全部要求郎官自备。因而能当郎官的除了功臣后裔和皇族姻亲以外，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想来这也算是西汉政府独特的生财之道。

    做了郎官之后，张释之就成天在刘恒身边侍奉着。可大约张释之不是个机灵人，郎官当了十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更没博得刘恒的青眼。看到张释之前途无望，哥哥张仲就觉得自己的投资很失败，于是打算撤资让弟弟回家，毕竟弟弟十年来一文没挣，月月开销倒是很大，这放谁家都受不了。

    张释之的伯乐就是前面出场过好几次的中郎将袁盎。按理说俩人都归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