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到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吴起镇打了一仗，打垮了敌骑，让它暂时不敢来侵犯。这算是我们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我们回到家，就要和陕北红军会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纠集了10多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时，将我们赶进沙漠、赶进黄河。我们要会合英勇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两位中央红军领导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

    也就在这一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新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也是这一天，张闻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叮嘱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张闻天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控制事态，避免进一步恶化。随即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董必武为主任，还有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

    11月4日，中央分两路出发了。张闻天带中央机关去了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毛泽东带红军总部机关和作战部队到富县和十五军团会合。

    王首道等人一到达瓦窑堡，就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工作。认真审阅了“肃反”卷宗，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事实证明刘志丹是久经考验、屡建功勋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领导干部，对党衷心耿耿，为革命出生入死，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发现其中所列举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在前线打仗期间，还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王首道他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正因为鱼水般的军民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义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经过分析，王首道越来越对陕北错误“肃反”生气，质问负责保卫局工作的戴季英：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戴季英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为了进一步查实，王首道他们还到监狱中提问了几个所谓的“犯人”，亮明他们的身份是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派来调查陕北肃反的。这时，所谓的“犯人”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除极少数事实是坏人故意捏造，蓄谋迫害以外，其余都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