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所造成的结果。

    “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刘志丹等同志头上的一系列“罪状”，也完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还造成了200多名红二十六军干部和陕甘边地方干部被错误杀害，西北红军队伍中出现了愤怒情绪。“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一些地方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武装反攻，接连颠覆红色政权，根据地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张秀山（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住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年》里就陕北肃反回忆说：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张秀山（右一）和他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200名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壁上红旗飘落照“左”倾路线执行者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针对根据地的不安定情况，张闻天对陕北肃反问题抓得很紧，还和博古、李维汉一起叫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谈话。经过五人小组的工作，基本搞清楚事实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被关押的一批干部都是冤枉的。11月7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出狱。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认为陕甘晋省委领导“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还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些被冤的同志。会议宣布为刘志丹等被冤的同志平反，待后分配工作；

    对现在还关押的同志立即释放；

    大会上，董必武、博古、刘少奇都讲了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刘志丹和陕甘的同志创建西北根据地和军队的成绩，批评了借肃反胡闹的恶劣做法。大家情绪激动，发言中气愤地声讨肃反罪行，杨琪、杨森等边哭边说逼供信的残酷迫害，尤其是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与会的很多中央领导也流下了眼泪。

    张闻天又让刘志丹发言，他站起来讲了三点：  “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受委屈的所有人都听刘志丹的，会场上的气氛缓和了。

    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作出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议，指出：

    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