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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错误肃反
白色”就是到国民党军中做工作,伺机起义;“红色”就是建立自己的工农革命武装;“灰色”就是争取和改造土匪、民团和哥老会。在三种斗争形式中,重点放在国民党部队的争取上,进行策反兵变,把国民党的力量变为共产党的红色武装。这是在当时全国普遍采用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的一种创新。会议还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军委主席,并主持特委工作。不久,刘志丹要求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辞去了陕北特委的职务,回到家乡永宁山,和党小组成员一起联合进步人士,采取合法化的选举,夺取了县民团的领导权,废除军阀作风,加强军事训练,进行革命教育,把反动民团改造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刘志丹经过周密部署,抽调了党团骨干分子和民团中的革命力量,以陇东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开赴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于1930年10月1日,奇袭陇东民团第24营,缴枪60余支,骡马70多匹,这就是著名的“太白夺枪”。以此武器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三支民间革命武装,在陕甘边一带活动,队伍迅速发展到200多人。之后,刘志丹将分散活动的三支民间武装,集合在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正式创建了南梁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共400多人。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终于诞生了。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杨仲远率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师储杰的商贩队会合在一起,在难以开展游击的情况下转战来到南梁,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合。这年冬天,根据省委指示将两支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共7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6日,在陇东正宁县三嘉塬整训过程中,个别领导人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背过刘志丹密谋后,在列队大会上突然动手,枪杀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壁、三大队副队长郭聚山,缴了二支队的枪支,打伤多人,刘志丹佩戴的枪也被缴了,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三嘉塬事件”的悲剧。二支队的一些战士离开了队伍。师储杰率商贩队出走,投奔了杨虎城。红色武装力量锐减至200余人。刘志丹从全局出发,忍辱负重,依然积极工作,帮助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5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刘志丹为总指挥。陕甘地区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使国民党军阀十分惊恐,调集数个旅,大举“进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在半个多月时间内,进行战斗九次,八次获得胜利,取得了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多支的辉煌战绩,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500多人,革命声势日益壮大。

    这年冬天,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污蔑他们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职务。派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虽然把刘志丹留在部队,但不予重用。同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军人大会上,宣布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对此,刘志丹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维护部队的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

    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政委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开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受到国民党警备旅的围追堵截,部队在蓝田被敌人重兵包围,激战数日,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多人冲出重围,靠野果充饥,辗转北上,昼伏夜行,幸遇到红二团一个战士,才和失散的王世泰会合,回到了照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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