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地。此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的共产党员王泰吉在耀县起义，率部进入照金活动。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联席会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参谋长，大家总结了失败教训，把队伍集中起来，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国民党十分惊慌，又集结4个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多人，向照金根据地发起猛烈进攻。但是因为杜衡叛变，省委也被破坏，在强敌进攻下，我军主动撤出照金，革命处于危险关头。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刘志丹的主持下，在陇东合水县的包家寨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指挥部联席会议，作出了重大决策：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划分以陕北、南梁、照金3个游击区，相互策应。同时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合水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再受左倾主义的干扰。

    1934年1月，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2月份，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蓬勃的革命形势，让国民党极为不安，遂调集陕甘两省反动军阀1万多人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部队党委及时在陇东华池县的寨子湾召开会议，任命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志丹命令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守根据地，他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经七个多月的迂回转战，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的广大农村，18个县份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边区得到巩固。

    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刘志丹十分注意团结同志，上下级一律平等，不搞特殊，不摆架子，与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心连心。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粗茶淡饭，住土窑，钻草棚，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还十分注意团结党外人士，说朋友越多越好，使开明绅士、老秀才也都称赞党的领导。

    同年7月上旬，陕北成立了游击队总指挥部。下旬，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带游击队支队和赤卫军来到了南梁，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表示慰问，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部队生活管理的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中讲解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游击队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作群众工作的经验。部队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增进了友谊。

    之后，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支队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上，有个别人对红二十六军进行指责，还宣读了带来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信上不顾客观事实，给陕甘边党组织扣上了五顶大帽子，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卓绝功绩否定得干干净净。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以崇高的精神品质，忠诚坦荡，没有计较两封指示信中不符合事实的批评。

    在会议通过原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的决定后，谢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陕甘边军委派出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队打击敌人，开辟局面。还调拨100支枪和几百块银元，改善陕北游击队装备，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王世泰团长和黄罗斌政委带红三团进入陕北丰据地后，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一起，开展武装斗争，有力的推动陕北游击斗争的发展。

    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华池县荔园堡召开，正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