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习仲勋为政府主席。创办了苏维埃银行，发行了货币，增设了集市贸易，创办了列宁小学，使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在新分百的土地上勤耕细作，过上了没有土匪骚扰，没有军阀欺负，没有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新生活。

    1934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1935年1月20日到安定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等地，探望了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伤情已经严重的谢子长十分感动，俩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达成了共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逝世）。接着，陕北红军总指挥部和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在几天后的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系会议，决定两支队伍组成主力兵团，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常，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会师的合影

    1935年2月，国民党调集陕、甘、宁、晋正规军4万多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鉴于严峻的形势，在安定县毛家湾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西北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对敌作战，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西北红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歼敌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还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根据地扩大到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1935年7月3日，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迁往延川县永坪镇，统一指挥西北革命斗争。至此，西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这个时候，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为主力的10多万兵力，开始对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这时，从鄂豫皖撤退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经关中、陇东，于1935年9月初，来到了陕北交界的豹子川。刘志丹知道后非常高兴，亲自起草了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到来的通告，还派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豹子川迎接。

    在反击国民党大军“围剿”的紧要关头，中央北方代表派出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聂鸿钧来到陕北，着手解决所谓的“右派”和“反革命”问题。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组成了新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排挤陕甘边干部和原红二十六军指挥员。开始了“左”倾路线肃反活动，诬蔑刘志丹同志“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崂山战役大捷之后，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捕，200多人惨遭杀害，根据地一片恐怖。10月6日“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也发出了逮捕刘志丹的密信，以指挥北线作战为由，骗刘志丹回瓦窑堡，拟秘密逮捕。

    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文章里讲述了刘志丹被捕的经过：

    刘志丹本来是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