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5岁女儿的妻子也打入了劳改队。面对着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在狱中，刘志丹被戴上手铐和脚镣，甚至还被夹上了指铐，受尽了严刑拷打，身心受到严重损害，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但是，刘志丹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没有向“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屈服，以铮铮铁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着道义和良知。

    原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在严刑拷打过程中，宁死不屈，拒绝承认刘、高和战友们以及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慷慨地大声呼喊：“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二十六军创建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呵！”在连续用刑之后，张秀山放声大哭：“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啊！你们不要把二十六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张秀山视死如归，不讲违心话，把党性和良知看得高于生命，不乱招乱供，以凛然的气概奋然力争，让执行肃反的负责人心里发怵。

    其实，肃反是后方和前方同时开始的，范围很大，军队里开始捕人，也派出战士到各地方政府去抓捕人。前方“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给陕甘晋省委来信说：前方的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情况很严重，要求后方派干部来前方来帮助工作。

    事实上，最残酷的肃反在前方，连续的杀人、活埋人，根据地一片恐怖。西北红军情绪激烈，一部分队伍拉开阵势，随时准备与红二十五军火拼，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老百姓见了红二十五军的战士很冷淡了，要么敷衍，要么不提供方便；乡村干部见了南方战士就设法躲避，尽量不答话。

    赵启民在他的《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的中文章中说：“看管之严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

    黄罗斌在《在“肃反”中的遭遇》中说：“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伴之而来的是大声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

    习仲勋在《红日照陕甘》中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

    马文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到保卫局就被戴上脚镣。该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抡着皮鞭打人，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吃得是沤谷米饭，还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

    11月5日，王首道等人接管了保卫局，很快首批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等18个人。12月初，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调查和审查，大部分被捕者获无罪释放。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被判了刑，李西萍被判处死刑。

    在党中央纠正肃反错误的过程中，徐海东对毛泽东讲：红二十五军这里依然有300多人从鄂豫皖时期就被打成“改组派”、“AB团”、“反革命嫌疑犯”，至今还戴着“帽子”，长征中没有资格拿枪，活动受到限制，从事背弹药、抬担架、挖工事的杂活，被歧视和压制。毛泽东说：他们能跟着走过长征，就说明他们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立即摘掉帽子，恢复党、团籍。徐海东在为这些同志宣布平反的大会上，说了一声同志们就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