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将修改补充后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给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信的抬头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这封6000字的公开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

    这封公开信指出：“九一八”以来，日寇乘虚而人，得寸进尺，这完全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招来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公开信还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这封信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承认他对国民党五次全会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又对蒋认为目前“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说法提出批评。信件列数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中国的公开走私……直至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公开信还说：连年不绝的内战与不统一，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尤其是，公开信提出把“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作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纲领。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使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

    公开信明确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信件向国民党尖锐地指出：“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公开信最后说：“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用什么口号来代替“抗日反蒋”，经过多次的斟酌和变化，曾用过“请蒋抗日”，“联蒋抗日”，都觉得不贴切。到1936年8月30日，在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用“迫蒋抗日”来概括党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后采取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8月2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又回到了志丹。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