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县会晤。

    8月30日，李宗仁、李济深派代表钱寿康到志丹，中共中央对他们要求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表示同意。

    9月1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党内发布，出现了“逼蒋抗日”的提法。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的发布，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定。这个指示精炼地阐述的策略、方针，成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行动的纲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以“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9月15日至17日，张闻天在志丹的红石窑洞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张闻天重点指出：“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即用各种办法推动正在动摇中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走向抗日。他还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这个决议是8月10日会议的继续与深化，又吸收了“国际电报”的意见。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使党的策略变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危机后，错误地估计共产党已处于困境，急于同南京妥协，因而下令向陕甘地区增兵，大举进攻红军。

    为此，9月22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并指出蒋如徘徊歧路，“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这一天，周恩来还第二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人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希望他俩“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往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致函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志丹，前往上海。

    10月8日，接到张子华从广州来电：曾养甫再次邀请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谈判。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表示：只要国民党方面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