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爬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和 教条主义，从有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他清楚地记得，“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把中国革命的性 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思维状态是盲从与思考。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身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表示反对：“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指着他的鼻尖说：“你是列席代表，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他们把主要希望寄予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然而，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潮。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移的状态， 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

    党，毕竟很年轻！就连那时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也刚满29岁。能够 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收住飞逸的思绪，特别显得极有耐心地继续往下看信——俞、李统治广西，一切政治的设施，是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的——不管在实质上能否实现其改良主义的企图，但政治上欺骗的影响确已渗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中去了。因此，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不仅可以诱惑群众，增加其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延缓其革命斗争的发展，甚至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了！广西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同志中竟 发生有猎官做的行为，这都是广西工作中存在的很大危险！目前两广党部的指导机关，除了广东省委大体上了解中央指示的策略并相当懂得如何 应付当前的事变外，我们对于广西特委以及许多地方党部，终觉着他们有可以发生机会主义领导危险。如上边所说的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统治阶 级的某些分子存在有幻想，这不能不说是广西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

    终于看完了。 邓斌把信放到桌上，推到一边，然后抬手揉揉有点酸涩的眼窝。几双眼睛于沉默中投向他。邓斌能读懂大家目光里的语言：既然你是代表党中央接受俞、李的邀请，前来与俞、李合作，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我们倒是很想听听你对此复信及大家最关心也最头痛的问题的意见。

    邓斌站起来，又点燃一支烟吸着，缓缓地踱着步子：“要说这信来得好及时嘛！里面准备了好几顶帽子给人戴。据我所知，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俞作柏、李明瑞把我们当知心朋友，特别请我们来广西帮助他们工作，这在 全国目前是没有先例的。”

    烟截火没着，他划着火柴重又点上，吸了两口，接着往下说：“既然党中央委我们以重任，对待俞作柏、李明瑞，我们只能以诚相见，一心一意和他们共事。你们晓得不晓得，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射向冬宫的第一发炮弹是谁打的吗？既不是俄国工人，也不是俄国农民，而是沙皇的海军官兵开的炮！那么，沙皇的海军官兵为什么调转炮口向自己的皇帝老子开炮呢？问 题很简单，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人和沙皇的海军官兵交上了知心朋友！”

    听到这里，雷经天等人那或猜疑或惶惑或抑郁而忐忑不安的神情都松弛下来，又舒展开来。雷经天忙起身抓起茶壶给邓斌的茶杯里续上茶水：“邓代表，听你这一席话，我雷胡子心里就踏实多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