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急密的枪声敲碎了黎明前的沉寂。邓斌与雷经天的谈话中断。一梭子弹带着暴躁的音流，尖啸着从公安局后院的上空掠过。有一颗子弹竟然穿过榕树的枝蔓，射进中央代表住室的门框里，劈裂的框木散发出一股焦煳的碳硝气味。

    雷经天惊怒地站起来，骂道：“妈的，又是黄绍竑的‘地下军’进行骚扰！”

    邓斌点燃一支烟，吸着说：“老雷，咱们继续谈，龚局长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南宁是李、白、黄多年经营的老巢，他们的爪牙都埋藏得很深。”雷经天又坐了下来，但仍担心中央代表的安全。“邓代表，咱们是不是另找个地方 ”

    “我想他们是不会跑到这里来的。”邓斌显得平静如常。这种遇变不惊的气度显然是装不出来的。

    “地下军”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统治时期成立的一个特务组织。

    黄绍竑逃亡时把“地下军”交给亲信黄金廷指挥，其主要任务：一是暗杀俞作柏、李明瑞等省府军、政要员，再就是共产党，从领导人到一般党员，都是暗杀对象；二是破坏政府机关、工会、农会、青年学社及进步团体。总之，要让俞、李在广西，官无安身之地，民无宁静之日。

    就在前天傍晚，李明瑞陪俞作柏到警备大队视察回府的路上，突然遭到几个蒙面枪手的袭击。好在李明瑞早有防范，临上车时，让表哥坐到自己的车里，另派两名保镖坐到表哥的车内，适才使俞作柏有惊无伤，幸免遇害。当晚，俞作柏官邸的墙上有人贴出“告示”宣称：凡取下俞作柏、李明瑞首级者，赏现大洋两万元。落款是：东兰农民自卫军。

    当晚，俞作柏又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备大队是俞、李用来镇压广西民众的暴政工具，须立即解散！如若不然，则取俞、李之人头，以谢父老乡亲。落款仍是：东兰农民自卫军。

    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的暗杀恐怖活动。俞作柏和李明瑞固然对此嗤之以鼻，断定是黄绍竑的余党干的，或是蒋、汪的耳目施展的雕虫小技。但为什么偏要打出“东兰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呢？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一个人——韦拔群。韦拔群，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农友三，壮族，东兰县人。他出身富裕之家，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军，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他出任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他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茶，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 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右江地区农民自卫武装，他任农军总指挥。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桂系军阀慌忙派兵去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在强敌面前并不屈服，率领农军坚决打击敌人，并一举占领了东兰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承认了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合法地位。“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韦拔群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这年7月，也就在中央代表邓斌到广西的前夕，广西特委正式批准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拔哥”——乃是广西民众对韦拔群这位农民领袖的美称。然而就在这时，就在中央代表和广西特委与俞作柏、李明瑞达成了良好的默契，使合作共事顺利开展起来的当口，突然冒出“东兰农民自卫军”制造舆论、暗杀省府首脑、要解散警备大队等一系列骚扰恐怖活动，这不能不令人在震惊之余感到几分蹊跷。

    邓斌和雷经天指令龚鹤村迅速侦察线索，即快破获此案。

    邓斌和雷经天深夜交谈，针对广西地方党组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