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刻押着向忠发去搜捕。向忠发有周恩来的房子钥匙，门打开了，特务蜂拥而入，结果里面已经空空无人。就在向忠发被捕后不久，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即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去住 了。

    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抓获了中共的总书记，急于表功，当即给南京总部发报，说抓到匪首。当时蒋介石在庐山，他一看到电报，当下批示立即就地处决。

    24日向忠发一叛变，上海特务机关又马上发电报给南京总部，几乎是同时就收到了总部奉蒋之命就地处决匪首的电令。向忠发本以为自首后不仅能保住一条性命，而且能获得犒赏，但他没想到，在他叛变的当日即在龙华监狱被处决。等蒋介石收到“匪首向忠发自首归顺”的电报，遂又下达缓期执行的命令时，向忠发已在枪下作鬼了！蒋介石就此两起至关改写中共历史的重大案件的破获而收获甚微，痛训陈立夫等“中统”头目：“娘希匹！你们这些笨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坏我大计！”

    这些恶性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陷入困境。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感到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

    9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的指示，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工 人，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李竹声等六人组成，由24岁的博古负总责，决定将中央机关转迁江西苏区。

    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国际路线”的代言人继续遥控指挥中央。

    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了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前往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去之前，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又由毛泽东代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谋略生涯的新领域。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回上海等着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么一“等”就是四个多月。他由此便知道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得局势极度混乱而紧张的中央，谁还哪有工夫去同他见面，听他汇报呢？尽管他重又恢复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他曾是中央秘书长。

    他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冷遇”，不仅从感情上，而且从理智上获得一种 “理解”。但他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先他赴上海汇报工作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一位叫阎衡的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红七军情况的报告。他们除了详述了红七军的发展状况和经历之外，用迎合王明中央更“左”的观点分析了红七军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阎衡的报告中，言词激烈地指责红七军前委主要负责人的阶级性表现得非常模糊和战略方针上的右倾保守思想等等。

    这似乎正应了古老的俗语：先下手为强，抢先者有理。 这似乎含有一种政治的需要：上行下效，执事者乃须上下其手。这似乎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原因：邓小平是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此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二者当为“难兄难弟”。

    由此觑来，一个比立三中央更“左”的王明中央，为何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不予理睬，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在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已经发出了一封《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信中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指责：七军前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地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信是发往已经到达江西苏区红七军的，身在上海的红七军前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