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兼政委的邓小平，早已被打入“冷宫”。他哪里会晓得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这封信，而信中对他和对红七军工作咄咄逼人的指责与不满以至于否定，他更是一无所知。但他多少已从饱尝到的中央对他那种特有的冷淡中感觉到了什么。

    偶尔和几个老友相聚，温一壶酒下肚，论长道短，发发牢骚，以泄胸中苦闷大把大把的雨点落着，一直落到心中升起微微凉意，只留两串脚印在雨里对话风雨歇了，西沉的日头被楼群挤压到一边孤独的角落露出脸来……夕阳拖长一个孤寂的身影，去江湾公墓看一眼爱妻的墓地。芳草萋萋，于风中摇曳，便隐隐感到那弥足珍贵的亲情的抚慰……一只小鸟不知为何，竟颓然地从树枝上跌落在草丛里，但它不灰心，再振力飞起，却又跌落，跌落了又飞起，直到完全没了力气，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喘着气忧戚长嘶，仿佛在向所向往的某一远方呼唤着什么……他是个最不甘于无所事事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之人！

    他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要求：回红七军。中央答复：无交通保障。未被批准。

    他又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中央答复：可以考虑。

    7月中旬，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他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

    邓小平和阿金一路同行，由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二人由此便结为夫妻。

    毛毛在所著《我的爸爸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父亲这次离开上海，是他在两年时间里第三次离开上海。

    第一次，是1929年夏季，在他二十五岁时，踌躇满志地受中央之命奔赴广西组织武装起义。

    第二次，是1930年1月底，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本是奉命汇报工作，去则是经历了一番丧妻失女的悲痛，并十万火急地赶回军情日紧的前方。

    第三次是1931年7月，也就是这一次。当他乘船再度南下之时，已又是一番春秋了，红七军的七千里转战仍在心头萦绕，党的前途命运又几多疑虑， 中央苏区的工作则令他向往。

    两年的时间，才仅仅两年的时间，仿佛是转眼般的短暂，又好似无比的漫长。

    两年的时间，又是军旅，又是战火，又是胜利，又是曲折。

    这日月星辰，是一年一度照旧地过；而这人，却是一年一度，岁岁成熟。此时的邓小平，已将满二十七岁。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他丰富了阅历，正在日趋更加成熟和深沉。

    而他的未来，则将是更加充满战斗激情的，更加如火如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