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发表谈话，指出对于一切以“新秩序”为借口，而实行侵略破坏世界合法秩序之行为，我们予以坚决反对。我们决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尤不能承认日本所谓大东亚之领导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武汉广州后，深感“期望早日达到解决的希望是不大的，因为内外都出现长期持久的趋势”，决定首先“确保占领区，促其安定”，暂不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是由于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战线延长，战区扩大，正面战场仍在继续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此时已经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迫使日军兵力越来越分散，遇到的抵抗越来越持久深入。日本兵源不足，资源有限，早在1938年3月5日《朝日新闻》就指出：“自七七以来，对华军费之支出，较日俄战费之总额，超过七倍。”战争消耗使日本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也在增长。此外，当时欧洲局势紧张，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还企图保留一部分兵力以应付局势变化，从事更大的冒险。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随着相持局面的出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侵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从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日本大本营认为“武汉攻略战后……仅以进攻作战决难解决事变，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民国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简短声明。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又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广播讲话，称“此番日本未曾动用过多军力，即获斯赫赫战果，尚保持充裕国力足以防止任何外来干涉”。近卫宣扬中、日、“满”应紧密团结，共同承担“保卫”东亚的任务。日本“渴望看到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日本决心根除隐藏在蒋政权‘长期抗战’后面之共产主义影响”。“至于国民政府，只要它恢复真正的中国精神，放弃其以往的政策，改造它的组成人员，作为一个彻底新生的政权愿望参加这项工作，吾人亦将不予拒绝。”这是近卫在中日战争时期发表的第二次声明。这就说明日本政府已放弃了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态度，但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

    1938年12月22日，根据高宗武、梅思平与西义显、今井武夫等人的事先约定，近卫又发表了第三次声明，也就是国民党副总裁汉奸汪精卫通电响应的那个声明。声明诡称日本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领土，亦非赔款，仅为中国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准备考虑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声明并提出“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项原则为基本条件向国民党当局诱降。近卫所谓的“中日亲善”，是中、日、“满”结成一体，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所谓“共同防共”，是要中国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得在中国指定地点驻军，并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所谓“经济合作”，是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应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卫第三次声明中并未公开提到要蒋介石下野。同月26日，蒋介石发表讲话驳斥近卫声明，指出“他这种打算，像世人都没有明白他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真谛，以为随便可受其迷惑。”蒋介石指出“东亚新秩序”的真谛是“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投降条件，认为“这和以前广田的三原则相比，不知要广泛毒辣到多少倍，敌人还妄想劝诱中国接受”。日本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