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历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之际，汉口正弥漫着国际大暴动的炽热气氛。

    就在这一天（1月12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做“劳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4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他说，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 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开锅一样翻腾。鲍罗廷，走着瞧吧！ 但现在他忍着。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人破裂的时候，需要巩固刚刚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北伐没有苏联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是无法进行的，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向纵深发展时尤为清楚。

    即使忍着，即使在武汉的“政敌”的包围之中，他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他离开武汉时向资产阶级借走了300万元“私人借款”。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谈论起政治运动与领导问题：“群众组织领导人中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许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说，工人组织就不是由本党党员领导，而被引上了邪路 ”这显然是暗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里有的是聪明人，大学问家。可是他们的党龄最多只有6年。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 回头来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且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惟一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蒋介石，支持蒋介 石谋得最高军事领袖的职位。

    1926年2、3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还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就在此次会议闭幕后的第5天，蒋介石放出了反共反苏的试探气球——中山舰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地位的种种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基本上都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这样一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出师北伐前，连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糊涂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对蒋介石，还是不反对蒋介石。

    ——因为共产党人还把蒋先生算作中派。如果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不明确，那么“远在天边”的国际就更是雾里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