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

    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能自己决定吗？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人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1927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 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1500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人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月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即使这样，在中国农村，打了胜仗的国民党军官对农会和工会的限制越 来越多了。解放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江西省，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对于江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这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但是，这个指示刚一下达，莫斯科第七次全 会就送来了新的通知，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政府，以与国民党分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像一个要通过车辆疾驰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边的“大 人”松开手，还要时时看着“大人”的眼睛；而年长不了几岁也不十分成熟的“家长”，面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晕头转向，“家长”们牵住 “孩子”的手自然一阵紧似一阵。

    还有一个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苏联党内 的分歧正愈来愈尖锐。七次全会前不久，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执委会联合会 议决定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处分，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原是第七次扩大 全会的主要议程，但也染上了宗派斗争的色彩。

    11月初，当中国北路战事停顿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向东推进，于11月3日占领九江，11月9日占领南昌。当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已经完成了执行委 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准备工作。布勃诺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维经斯基被委托起草《中国问题提纲初稿》。布勃诺夫在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后，回到莫斯科 作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并提议：为了利用国民党及其拥有土地的军官，借以掌握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北伐。这就意味着要不顾一切地 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诺夫等人起草的提纲，放到大写字台上，便把转椅转向窗口，久久地、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