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地凝视花园。总书记不喜欢密集的林木，每到春天，他 都亲自指出哪些树应该锯掉。

    总书记现在的这种姿态，意味着他要“锯掉”初稿这棵“树”。

    是的，斯大林否定了布勃诺夫的提议。 斯大林和布哈林商议后，起草了一份截然相反的提纲。新提纲将重点放在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上。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第一次会议，是在 1926年11月22日由布哈 林宣布开幕的。代表和来宾挤满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对布哈林的到来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在开幕式以后宣告：我们特向坚持大规模革命解放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致意，我们以整个共产国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名义保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的，除了布哈林外，主要有谭平山、罗易和斯大林本人。

    谭平山是代表中共来参加会议的。他是乘船至海参威再转莫斯科的。他 和总顾问鲍罗廷的意见不同，他是鼓吹利用北伐，以达到在全中国展开土地革命这个主要目的的。但是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发现大多数干部都支持鲍罗廷打倒蒋介石、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意见，而且都来说服他，他的观点也多少有些改变（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第二年又都重新改变了观点）。

    布哈林作为季诺维也夫的继承人，当了共产国际主席。他在发言中说到中共当时的主要错误在于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他说，错误的主要倾向是过分地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且对国民党占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坚持不够。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谭平山，在其随后的发言中，没有反驳布哈林的观点，只是做了一些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是薄弱的。过去一年中她的党员增加了五倍，但还没有来得及严密地组织起来，也未形成领导方面的紧密团结。同志们（特别是与农民问题有关的同志）大 部分是没有经验和缺乏理论训练的。

    他说的是实情。当时农民运动已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开展起来，但大部分没有组织或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和统一的口号，农民本身大都还在“封建制度的偏见和余孽”下面忍受痛苦。因此中国的农民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谭平山又说：“为此，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及其各部门在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给我们以巨大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不顾一切困难去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应取何种路线？谭平山顺从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赞同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在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维持各阶层的统一战线。

    布哈林的这个论点也确定了谭平山关于“中国形势”报告的基调。

    斯大林坐在一旁一声不吭，默默地叼着他那著名的与他同在的大烟斗。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提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总是留意倾听，当他认为这个意见合理时，他会毫不含糊地立即采纳。可是，就在他酝酿措施之时，谭平山的话又将他拉人维谷。

    “我们还有更大的难题。”谭平山说道，“自从去年7月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他又带几分矛盾的语气说：但是党的权力（即国民党的权力），是在左派团体手中，他们和共产党人共同控制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共产党的任务是加强左派，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指蒋介石）并将其推向左派。这一切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包括全国人民中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的一切革命阶层的统一战线。在这里，又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