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完成了政变的一切准备之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

    政变是由杨虎、陈群出面策划，利用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力量组织打手，又联合洪帮，成立秘密的“共进会”及公开的“工界联合会”，组织帮会群众数千人，自备武器，臂缠白布，上书“工”字为号，在取得国民革命军及租界当局总领事费信淳的同意后，由原任宁波炮台司令张伯歧任总指挥，向工人纠察队进攻。

    前一天晚上，由杜月签出面设宴，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李泊之劝其不要去，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去：“我过去和青洪帮流氓经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他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日凌晨，祁齐路上的北伐军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被雇佣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 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至12日，双方发生枪战；继由东路军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歧，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对双方实行缴械。2700名配有1700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工人纠察队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名工人纠察队员被杀害。

    4月12日是历史血染的一页。也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天。

    周恩来原来往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顿和教育工作。11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无事似地邀请周恩来到师部议事。周恩来想到第二十六军也需要做工作，就去了。

    30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清楚地记得：“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他们一去，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同时就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

    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原来同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熟识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澄镜到了第二师司令部，见周恩来正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

    周恩来对着斯烈怒发冲冠：“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这样做是绝无好下场的！”

    斯烈低首喃喃：“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恩来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误会，误会。”

    周恩来气愤至极，不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

    从周恩来的回忆和当时报刊分析，斯烈的欺骗能够得逞，与当时中共领导机关（包括周恩来本人）对二十六军政治倾向的估计失误有关。

    周恩来在3月30日的特委会上曾认为，斯烈可以指挥周凤歧，如斯死，二十六军则可完全为蒋所用；罗亦农也认为二十六军左派居多。因此，总工会在4月11晚接到流氓将来袭击的密告后，仍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六军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革命上，特备函该军，请求他们在万一发生不测时，给予援助。在这种整个领导机关的估量出现偏差的情况下，不能即时识破那种以谈判为名把指挥员 与队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