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 ”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瞿秋白为此心里憋了不少火。他在小册子中写道：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他说出来。我肯定他说：我们的党是有病的。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针对的是彭述之，原拟对陈独秀发动检讨攻势。鲍罗廷平时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这次也劝瞿秋白：你们已经很困难了，不应再去动摇现有领导。还是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吧。瞿秋白也只好忍了。

    陈独秀的地位是动摇了，但是谁又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继承其事？党内也有一种担心：自身检讨会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已在降低之中。

    会议白天在会场进行，多是代表们冗长的报告。而真正紧急的问题，多半是在鲍罗廷的寓所里进行。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重要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而在这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罗易与鲍罗廷的争论。

    鲍罗廷不仅身材高大，架子也大，他讲话时往往不看对方，只看前方空空的地方。他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取得和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来什么也没有。

    而罗易则认为：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不是左派而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

    这两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鲍罗廷往往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比，以此策划具体措施；而罗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关系，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廷则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只是鲍罗廷毕竟已任国民党顾问多时，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罗易作无休止的辩论。

    莫斯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很困难的。他们指导思想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都直接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部的意见分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会议空隙，毛泽东和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漫步橘子洲头，其后是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