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由于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会议还是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国民政府，而忽略土地革命与农民团结问题；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29人，另有8名候补中委。毛泽东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进中央局；张国焘只在“三大”上落选中央执委，毛、张似乎命中相克。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

    陈独秀虽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觉其魄力与威信大不如从前了。一个心中无数的舵手，使得迷途航船更令人担忧了。悲剧在于：“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反而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中共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

    “五大”以后，党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这种片面的纠“左”的观点，从上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起一直在继续发展。甚至到“马日事变”后还发出继续纠“左”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