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开会吧。”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坐定，看看与会成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说完，埋头整理他要作的报告。会场暂时沉默下来。

    这是在武昌啸楼巷2号湖北省党委会所在地举行的最后一次活动分子大会。时间大约是7月18日。

    啸楼巷位于武昌蛇山山麓，是一座旧式建筑，多雨闷热的天气使巷子显得更加低暗灰旧，巷口的墙壁长出了青苔，门檐的斗拱也已破损，会议室不大，人进来了，哪里有空往哪里坐。

    前景还是令人担忧的。除了7月13日中共发表了宣言以外，还没有找到实际办法挽救被摧残的厄运。

    陈独秀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他觉得中国革命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然而中共毕竟是从血与火中走来，挫折早已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多数党员，尤其是党的骨干分子，不会在重压之下低头。他们鄙视汪精卫的叛卖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已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央领导的无能，也为种种努力无结果而自伤。他们没有气馁，不少人还在做不计成败的最后一次拼搏， 尽管这种硬干成为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的渊源。

    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暴动的主张。他的这种精神也鼓舞着不少人。

    蔡和森也是暴动的鼓吹者，可惜病倒了，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他在病床上接连给中央发了7封信，建议暴动。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只有张国焘和周恩来了。

    会上，张国焘作了一个政治报告。然后由周恩来讲撤退的部署。

    周恩来分析说，准备第一步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旧军人中还算比较老实的，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还曾是第三军教育团团长并兼南昌公安局长，军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一方，共产党还有些潜在力量；其次，共产党领导下有数达千万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各省各县，只要有革命势力可依靠，那些广大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是不会向白色恐怖低头的。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动组织领导湘粤赣的农民运动较为有利；再其次，江西为鱼米之乡，对南京、武汉成鼎立形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也比较容易与大城市的工人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人们议论着，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

    张国焘指出：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的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要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于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张国焘调门不高，还是赞成撤往南昌，再图计议。

    “我看这样吧，”周恩来总结道，“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乃至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可以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下潜伏工作；有的可以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会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了。主要是经费短缺，他要时时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党员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奔赴各地。他们的任务要一一交代，交通要一一解决。连后来站到对立面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