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我们的党在这样严重时刻，却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

    邓中夏插话：“对嘛，甚至把谭延阎这些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我们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

    蔡和森：“过去一切错误都没有五次大会后的错误这样厉害！”他的话中多了一层自我批评，“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

    任弼时是领导共青团的，属于与会的最小年龄段，他和邓小平一样，只有23岁（比他们还小的是陆定一，只有21岁）。他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早就不满，所以他的这次发言，非常引人注目：“党太怕群众了！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老头子（指陈独秀，会议要批判他，可并没让他到场）可以去莫斯科 ”

    会场的后门与餐厅的后门相通，中午，代表们吃了点面包，喝了点开水，又填了几块西瓜，下午接着开会。

    为了安全，门不敢敞开，外面骄阳似火，屋里蒸笼一般，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蒲扇，攥着毛巾，几个胖子已经脱了衬衣，干坐着喘息。

    瞿秋白报告完“党的新任务”后，就进行选举。

    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9人：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日，政治局开会，又确定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本来书记是苏兆征，但苏兆征不久病逝，书记一职便由瞿秋白接任。

    选举中，先由罗明那兹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遭到反对后又各增加两个名额。

    据李维汉说，讨论中，他和蔡和森等都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另有想法，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尽管八七会议开得十分仓促，对大革命失败的总结不尽完善，对未来形势的估计不尽合理，政治局人选也不尽妥善，对南昌暴动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但这仅用了一天时间的会议，毕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个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从此，红色暴动此起彼伏。只是，从主事地位下降到候补席的张国焘，对政治局人选的变动十分不满。

    本来，他不主张南昌暴动，可后来被众人“挟持”着上了路，除了背后骂几句“盲动”之外，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脚板底下闹革命”，吃尽苦头，结果还被持掉了政治局委员，这个世道太不公平！

    大约是张国焘后来回到上海，听瞿秋白谈到对各重要委员处罚的事。据他说，瞿秋白的说明是：陈独秀、谭平山俩人都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被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

    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主义的连带责任无疑，这只是张国焘的一面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