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万敌军对鄂豫皖苏区形成包围形势，蒋军吸取前三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组成重兵集团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在战术上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

    5月的大别山，战云弥漫。虽然已是深春，但漫山遍野乌云滚滚，翠绿的春色笼罩在浓密的战火硝烟里，时而紧密时而稀疏的枪炮声在远远近近的山林间震响。空中，数架涂着国民党党徽的敌机疯狂地呼啸着向地面俯冲，机枪和炸弹轰鸣着使死神降临四方。地面上，数十万蒋军从四面八方杀进鄂豫皖苏区，残酷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

    大敌当前，采用何种对策抵御敌人的进攻，事关根据地的生存和红军的发展。当时的中共中央被“左”倾立三路线主导，他们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悬殊，中国与苏联国情的天壤之别，盲目地以苏联革命为模式，要求红军不间断地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进攻，与敌人展开决战，希望通过夺取城市引起全国总暴动，在短期内取得革命胜利。当时的党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训令要求：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以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个别领导对敌情的严重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乐观，甚至认为“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 。

    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尽管红四方面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苦战，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给当面之敌很大杀伤，但红军自身也遭受极大的损失。敌军仍然按照其部署，逐步推进，红军的战略空间日渐缩小，逐步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对危局，身为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我军长期作战，至为疲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盲目硬拼，眼下敌人步步进逼，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第三次反“围剿”一结束，他们就向中央分局提出：“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第四次‘围剿’。”

    但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领导依然沉浸在前几次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不顾敌我力量对比，不考虑我军长时间作战，部队极度疲劳，急需休整的严峻现实，要求红四方面军“不停顿地进攻”，在没有重火器配备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主力攻击麻城。

    徐向前是直接带兵的人，知道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在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才得来的，在敌强我弱面前，以疲弱之师去攻击敌人有备之城，这是不符合军事规律的，对红军和苏区都不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劳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激烈争辩和慷慨陈词都没有效果。1932年7月上旬，围攻麻城作战开始。麻城城池坚固，高大，城墙外有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面对红军的攻击，敌人收缩外围据点，固守坚城。这一次敌人兵力多，部队之间间隔不大，互相之间也能较好地协调，红军无法实施围城打援。而屯兵坚城之下，无攻坚的重武器，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消耗疲惫了自己，敌人得以从容部署。敌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