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去，后来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往西退。起初准备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不行；又准备进入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也不行。那时杨虎城已守住漫川关，胡宗南已经追来，进入陕南，我们去汉中的路被堵住了。我们在敌人追击下，越过秦岭转到西安附近。在西安附近，遇到敌人重兵堵截围追。经过激战后，我们再越秦岭，到了汉中。接着我们就到了四川，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到了四川我们就站住脚了。

    李先念在回答撤出鄂豫皖是否正确时也曾说：

    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着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时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交换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

    徐向前、李先念的话讲清楚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强和弱的辩证关系。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你要是硬拼，只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生存，生存下来后，再来与你打。这就是在革命初期敌强我弱情况下，我军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只可惜，这个基本的道理多少年后，人们才肯承认它。

    郑洞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参加过对根据地的“围剿”，对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从国民党军队大举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战争，到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苏区，前后历时三月余。其间红军虽在一些局部战役中迭获胜利，但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这块老革命根据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民党方面看，为进行这次“剿共”战争做了精心准备。蒋介石先生先后调集了四十余万军队，其中许多是中央嫡系部队，如用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第八十、第八十三、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等部，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师。与红军相比，国民党军队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均占绝对优势，这与前三次“围剿”有很大不同（以前主要是使用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战术上做了较大调整，再加上蒋先生亲自指挥，号令统一，各部行动比较协调，作战也较以前更为积极，使部队不易像以往那样为红军各个击破。从共产党方面看，当时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根据地内部不很稳定，红军实力亦受到削弱。在军事上，红军也未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大胆实施外线进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灵活战术，致使自己在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堵截下穷于应付，无法掌握战役的主动权。现在回顾起来，在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围攻麻城确属下策。红军主力在麻城及附近地区前后逗留月余，忙于“围点打援”，国民党军队乃乘虚由东、西、北三面深入苏区中心区域。待红军察觉到情况严重，匆忙调主力北上迎敌时，国民党军队合围已成，红军很难再有合适的战机和充足的时间来打垮或消灭某一路敌人，亦难寻找缝隙从容突围。而且，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之后，又企图用打硬仗的方式，首先消灭或打垮国民党军队一部主力，一举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固然为情势所迫，但其设想也是不现实的。依红军当时的兵力、火力和敌情条件（各个主要作战区域的国民党军队相距甚近，可以随时相互策应），似无把握一下子吃掉国民党军队几个精锐主力师。因而红军虽一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