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安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胡宗南的第一师迎头相遇，双方随即开始血战。这次出击，以红四方面军失败告终，致全军主力被压缩到只有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

    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再次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作为战场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对敌我态势和部队的现实状况最清楚。敌人力量数十倍于我，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我，而我军长时间艰苦征战，没有能得到补充和休整，后勤物资和弹药给养极度缺乏，部队疲惫已极，在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情况下，硬拼只能使宝贵的革命力量消耗殆尽。为此，他们极力主张，主力到外线作战，避免与敌人硬拼。徐向前在会上说：

    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

    陈昌浩指出，硬拼只能对敌人有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开敌人主力，部队到外线作战，是符合当前实际的，根据地丢了，可以再创建，部队损失了，要再恢复就难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除极少数人外，包括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也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敌人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多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根据地的大部分已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回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有跳出敌人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他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当前形势下，红军主力应跳到鄂豫皖根据地外，“去平汉路以西，与红三军会合”，待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

    张国焘代表中央分局作出决定：由徐海东率红军一部和各地方独立团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命徐海东为苏区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沈泽民领导鄂豫皖省委和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就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四方面军主力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少共国际师由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带领离开鄂豫皖苏区，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争取与红三军会合，待歼敌后再伺机打回来。

    对这次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党史、军事专家们有很多分析评论，有的意见较为中肯，但也有极个别的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是没有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由于过去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多种历史原因，对红四方面军撤出的真正原因，知情人无法辩解，历史真实情况也无法向世人说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精神逐步回归，有些历史问题开始得到党内军内研究人员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徐向前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人谈话时，以权威的当事人的身份说话，揭示了当时的历史真相：

    过去，也有的文章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逃跑……我回想当时召开了黄柴畈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败敌人再回去。原来是这样计划的。结果过了平汉路以西，敌人追得很厉害，仗打得很多。我们在枣阳的新集和土桥铺一带打得很凶，损失也很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也没有什么退却不退却的问题。我们是被迫撤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冲破敌人的阻击，向西走。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他们问，你们到四川是不是有计划去的？我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下。我说不是有计划的，是被迫的，开始是准备兜个圈子，等打下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