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就是这样做的，到了川陕，红四方面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基层革命政权。

    在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932年11月19日，在西征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根据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鄂豫皖和正在向西挺进的现实，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或“西北军委”），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进入四川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川陕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从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全面领导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三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成立于1932年11月19日，以张国焘为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有成立于1935年2月5日，以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后为高岗）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成立于1935年11月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出现三个同名的领导机构，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特殊时期的产物。

    川陕一带山大林密，既有高山也有小块的丘陵地带，农耕条件并不算很差，山里也有大量的飞禽走兽，和平条件下，这里也称得上物阜年丰。但由于反复的军阀混战，拉丁派款，战火蹂躏，苛捐杂税，外带地主恶霸、土匪、强盗烧杀抢掠，这里的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极端痛苦的悲惨境地。老百姓整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年成好时，打的谷子除缴租外，尚能吃三四个月，其余的时间只有靠野菜度日，油盐则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遇到荒年，百姓只有以蕨根、葛藤、树皮、野草维持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就是当地贫苦百姓的生活写照。由于贫穷，当地百姓多数衣不蔽体，一件棉衣、一床棉被往往几辈相传，十几岁的大姑娘因为没有衣服裤子穿而整日躲在床上。天冷了，没有被子盖，就钻进包谷壳堆里睡，俗称“冲壳子”。在这种赤贫地区闹革命，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土地是生计之本，要动员人民起来跟红军走，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由于军阀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四川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陕南、川北地区的党组织就已经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王维舟、李家俊领导农民和铁矿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旷继勋领导了大石桥起义，南部升钟寺农民起义，万县、达州、梁山、开江一带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开展抗捐、抗租、抗税、“吃大户”，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这些斗争虽大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也培养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建立了群众基础。四川的农民运动有如干柴，就等待革命运动的烈火。

    正是因为如此，红军的到来便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配合，四川的穷苦百姓成为红军的天然同盟者。就连国民党的报刊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缘通巴地万山重叠，道路崎岖，关隘险阻，从非用武之地。赤匪远来，不谙地势，苟非当地人民痛恨县长平素之剥削无度，迫而走险，引狼入室，否则该匪夷数千疲惫之兵，何敢深入险地？即使入之，若县长得人心，官民合作，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该匪随狡悍异常，然主客势殊，又何至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