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制造厂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清江）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斗篷厂、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粉市梁铁工厂和乐台寺铁工厂。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几人的各家小工厂，工人师傅们挥汗如雨，日夜不停，为红军战士打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刀、长矛，基本保证了红军部分枪支弹药和全部冷兵器的供应。

    除吃饭、兵器外，穿衣是部队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入川之初，部队千里转战，一路又无补充，军装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数万部队的军装成为一大问题。郑义斋认为，仅靠总经理部一家被装厂，生产、运输都成问题，他将方面军被服厂拆分到各军、师经理处，成立被服分厂，按照相同的规格组织生产，各军、师共同参与军用被服的生产，也减少长途运输的困难。进入川陕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服装供应问题再次尖锐起来，很多军、师长找到郑义斋：扩大红军要有军装，没有军装，人家不愿意来。你给我多少套军装，我就能扩大多少红军。徐向前、陈昌浩也专门过问军用被服供应问题。郑义斋几管齐下，他将总经理部被服厂拆分成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军服，保障部队的供给；为解决布匹来源，组织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同时派人向苏区边沿地区商贩采购布匹。经过努力，全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军需被服企业主要有如下几家：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城郊南岭、蹇家山建立了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全厂有男女工三百余人，但只有两台缝纫机，绝大部分军装靠手工缝制。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将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运回通江，红军被服总厂的男工厂扩大到三百余人，编为一个连，缝纫机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产军装六百五十套；女工厂扩编为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后为杨文局），政委王泽南，下设三个连约五百名女战士，其中一、二连驻通江生产，三连驻巴中恩阳河被服厂生产，主要生产军服、八角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被服总厂曾转移到通江苦草坝、得汉城、瓦室铺等地坚持生产。1934年12月随军西撤参加长征。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纺织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初期只有几台织布机。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将缴获刘存厚部的织布机全部充实到该厂，织布机增加到四十七台，工人一百余人。该厂生产窄幅和宽幅两种布匹，供被服厂做军衣用。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染整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工人一百余名，主要任务是漂染收购来的和纺织厂生产的粗布（土布）和细布（洋布），送到被服厂做军服和造币厂印制布币。

    1933年7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蹇家山建立弹花厂，有弹花工三百多名，工厂编成营级单位，下设连、排，弹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厂缝制被子和棉衣。1933年春，总经理部在通江苦草坝建立斗笠厂，1934年初迁通江碧溪场，与总经理部碧溪织布厂和铁工厂合并，编为三个连，每连一百五十余人。两年多时间编斗笠两万多顶。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岭建立皮件厂，工人七十余人，主要生产子弹袋、手枪套、枪背带、马辔头、马刀鞘、文件包、皮鞋等。

    川陕的军需工业为保障部队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也有了恢复性的发展。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在《红五月工作决议》中号召：“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产。”

    红军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