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总医院做大夫，引起了一些非议。张琴秋力排众议，坚持让杨成元给红军战士治病。为感红军不杀之恩，到总医院后，杨成元第一天就给九十多名伤病员看病，表现出了精湛的医技，赢得众人信服。在以后的工作中，杨成元勤勤恳恳，抢救了很多重伤员，得到医院的信任。总医院中有专长的中西医生，均称为医官，相当于军队的连级干部。由于苏区财政经济困难，军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实行供给制，一律不发薪金，但对技术人才则特别照顾。经红四方面军总部同意，对杨正元等一批当地聘请的医官给予薪金，医官杨贯英每月工资一百六十元，医官杨成元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医官陈殿之每月工资一百元，医官李邦锐每月工资四十元。医院为医生专门开小灶伙食，“无荤不摆饭”；对有烟癖的医生，特批供给鸦片；老中医行军、出诊可以骑骡子。外出就诊配以坐骑，这就如同今天给专家配专车一样。张琴秋更是决定任命杨成元为中医院负责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杨成元不顾古稀之年，毅然决定跟随红军长征。此时张琴秋已经离开总医院，得到这一消息后，她立即将自己的坐骑送给杨成元。长征路上，杨成元继续给红军战士治病，部队到川西理番时，杨成元不幸病逝。辞世前留下遗言：“我老年遇知音，幸得参加革命，我死值得，死而无怨。”

    除了留用和聘请，周光坦和张琴秋的第三个办法是自己培养。举办“红色医官”和“红色看护”培训班，成立卫生学校，培养卫生人才。这项工作的最大功臣是苏井观。

    苏井观，河南省潢川人，名苏炳达，字静观。1927年毕业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离开潢川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参加红军。先任红二十八团军医，后调任红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十师）医院外科主任、院长。红军入川在泥溪开办总医院，苏井观为第一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参与创建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事业。1935年7月至1936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1936年后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卫生部部长、红军西路军卫生部部长、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八路军医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紧缺的问题，红军入川后，苏井观就开办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第一所“红色卫校”，招收“粗知文字，有学习精神”的雇工、贫农、中农及社会关系清白、无反动嫌疑的男女青少年，毕业后即分配到各红军和工农医院服务。苏井观一边创建总医院，同时自任校长，他自编教材，亲自讲课，手把手带学生实习。苏井观、周吉安、林春芳、李炳伍、黄兴蓉、潘文森、俞明成等医生讲授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脉络学等课程，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工作骨干。总医院定址王坪村后，苏井观除了担任外科主任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开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才的工作上。在苏井观的努力下，“红色卫生学校”开办得有声有色，学员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急需的实用知识，这些人毕业后立即进入总医院和部队各级医院，有力地提高了红四方面军的医护水平。学校共为根据地培养了四百多名医护人才。

    第三大难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空前的紧张。

    红军入川后战事频繁，总医院伤员日收治量在三千人左右，万源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收治量曾高达六千余人。这么多伤病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巨大。由于敌人的封锁，治疗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极为缺乏。红军当时医药和医疗器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途径：

    缴获。这是战争年代红军医药和医疗器械的主要来源。每逢战斗结束，部队打扫战场，都要注意清点缴获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然后集中送到总医院。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