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通知各部队，提出收缴药品及医疗器械的要求。但数量较少，也不够系统。

    购买。这是红军总医院系统获得医药及医疗器械的重要途径。当时红军通过地下交通线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的顺序是：指挥战斗所需的地图、电台、弹药，再就是医疗用品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派人装扮成商人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然后想方设法偷运回来。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部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武志平通过地下党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成为重要采购运输通道。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有限。

    自制。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大巴山山高林密，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总经理部通过在川陕苏区广泛建立的经济公社和贫农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原料回来自己加工。总医院也专门组织挖药队进山采集，同时自己种植桔梗、川芎、红花等常用中草药，医院医务科大量利用这些中草药疗伤治病。如用生半夏、生川芎、生草乌汁做麻醉药，用大小血藤、见肿消及嫩桐树枝捣碎敷创伤口。若遇沙子和碎骨取不出来时，就用蓖麻仁、倒提龙捣成糊状敷在伤口上，让沙子和碎骨自动流出来。

    自制药品内容极为广泛，如盐化钙注射液、碘酒、葡萄糖注射液和鸦片制作的阿片丁以及樟脑酊、远志酊、陈皮酊、豆葱酊等药物。尤其是用鸦片制作的止痛药和麻醉剂，效果良好。红军伤员多为刀枪造成的创伤，这类伤口治疗时都需要麻药。但麻药奇缺，最初，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外科医生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伤员手术前将这种药品吸入口内，就可起到较好麻醉效果。大烟是川陕根据地大量种植的毒品，总医院药剂科的医师用大烟为原料，经过提取后制成吗啡作为镇痛剂。打针没有蒸馏水，便用蒸桶把水烧开，像煮酒一样收集蒸汽，然后冷却成水。创伤治疗需要大量的脱脂药棉，药剂科就将普通棉花弹散，叠成块状，用冷水浸泡后压成薄片，再用水煮，脱去油脂，最后用漂白粉漂洗消毒后做成药棉。将土棉布加碱放到锅里反复蒸煮使其柔软，然后加漂白粉清洗干净，再用食用盐水浸泡消毒后作为药用纱布。没有透视设备，不能准确诊断伤员身上的弹头或弹片，就用铁制或竹制的探针在伤口周围探寻。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为了帮助当地消除鸦片烟的危害，还自行研发戒烟药，这种戒烟药因其疗效较好，一般有瘾的人吃上一段时间，就能戒掉烟瘾，而被人们称为“神丸子”。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这样描写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的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由于战事激烈，成百上千的伤病员被送往总医院救治，尽管总医院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治，但因缺医少药，还是有不少伤病员因伤病恶化而光荣牺牲。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大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刚开始还可以找来一些木板制成棺材，每座烈士墓前立一块小墓碑，上面刻写烈士的姓名、籍贯和职务。高级干部牺牲后还要召开追悼会和刻制石碑。但在反“六路围攻”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牺牲的伤病员越来越多，也没有那么多木材做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