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派徐秘书（名字记不清了）前来密住夏炯旅部，担任联络。从此四路军方面形势趋于和缓，几个月内双方尽以小部队看守原阵地，只间或打上几枪，并没有发生战斗。到了一九三四年四月，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已先后占领仪陇，进窥巴中，这时杨森悍然撕毁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增调其在后方整训的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来到前方参加各路军向巴中、通江的进攻。四月上旬，杨森亲率四、五两混成旅部队向巴中所属之兰草渡进攻，三、六两混成旅在后跟进。第四混成旅先进攻巴河右岸兰草渡前方红军的前进阵地，当被红军英勇阻击，伤亡甚大，当即溃退下来。红军乘势猛烈反攻，第二线的五混成旅部队亦被痛击，该旅十五团团长侯世光、营长王子才均被当场击毙，营长唐炳卿负伤，官兵伤亡一千余人，溃不成军，得到跟进部队的掩护，才勉强稳住阵脚，进行收容整顿。杨森亲率所部进攻，遭此挫败，只得改取守势，就地设防，筑工事防守。并经多方设法，与红军再次取得联系，重申“互不进攻”的前约。

    杨森的这个小动作没有瞒过刘湘的耳目，刘湘开始想法要吃掉杨森。

    六路大溃败后休息整补时期，杨森前与红四方面军秘密协商“互不进攻”和 同红军交换物资的情况，已渐为刘湘探悉。刘湘尤因王陵基、唐式遵、范绍增等五路军部队被红军集中兵力痛歼的惨败，更恨杨森，遂以“私通红军”的罪名，密令当时驻南充的四川“剿匪”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用武力解决二十军部队。当时在刘湘“剿总”做参谋的姜仲雍（原在杨森部当过团长）将上述消息向杨森告密，得此消息后，杨森甚为恐惧，要论打，他远不是刘湘的对手。情急之下，杨森急电该军驻南京代表罗象翥多方设法向蒋介石陈情献忠。1934年底，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贺国光奉蒋之命插足四川，杨森立即派其参谋长刘镛（骏鸣）星夜赶往重庆，找贺国光秘密活动，请贺设法将二十军转调到其他战场，以避免被刘湘搞掉。贺国光与杨森原是清末军官速成学校的同学，更重要的是，贺国光入川就是执行蒋介石分化川军的既定政策，如果让刘湘吃掉杨森，无异于让刘湘坐大，这不符合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战略。贺国光当即答应为杨森设法。此时，正值中央红军北上到达贵州境内，贺国光以防堵中央红军入川为理由，于1935年春将杨森二十军全部由川北战场调到川南宜宾、雷波、屏山、峨边一带，摆脱了刘湘的控制。贺国光救了杨森一命，杨森也进一步靠拢了蒋介石。

    除了杨森以外，邓锡侯、田颂尧两人一样在战场上找“荫凉”。无论刘湘的进攻命令有多急，到了他们这里都要打个折扣。邓锡侯是川军中最狡猾的将领，外号“水晶球”，又被称为“猴子”，他凡事都要揣摩再三，确定不会吃亏才下定决心。这一次也一样，他绝不拿自己的那点血本去为刘湘谋四川王的“红顶子”。田颂尧被红军打得最狠，也最清楚红军的战斗力，两人都意存观望，所属部队拖拖拉拉，直到12月上旬才投入战斗。刘湘对此不是没看见，但此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整编的红三十三军驻守宣汉芭蕉场至开县樊口店一线，战线长达四百余里。王陵基了解到这支部队是原川东游击军新改编的，认定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于是指挥部队向其发动猛攻。红三十三军新组建，全军一万余人绝大多数是入伍还不到一个月的新兵，部队的装备也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队，几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好在整编时，总部从其他老部队给三十三军调配了一部分战斗骨干和政工干部以及部分枪械。虽然是组建才几天的新部队，但红军总部已经将其作为主力部队。全军防守四百余里的战线，徐向前数次打来电话问王维舟能否顶得住。王维舟坚定地表态：三十三军虽然是新部队，但战士们都是新参军的贫苦农民，他们对军阀恨得要死，战斗意志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