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25日，成都青羊宫上演了一出闹剧。一个道人身披大氅，手执拂尘，面向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席位行叩拜大礼。他毕恭毕敬拜倒在祭坛上，嘴里念念有词，行礼完毕，转过身来将手中的拂尘在空中晃了几下，然后端坐太师椅，两眼半睁半闭，接受坛下弟子叩拜。这些弟子个个军装整齐，肩上将星闪耀，却恭恭敬敬地给这位道人行礼，接受他的点名指挥。刘湘、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各路军阀均在其列。道人指挥将军，场面滑稽，不伦不类。这是唱的哪一出？

    刘湘取得四川霸主地位后，川中各派军阀既不满意刘湘独霸四川，又担心通过这次“剿共”，刘湘坐大，自己的力量减弱，刘湘一口将他们吃掉。刘文辉为前车之鉴，以后又有刘存厚。由于丢失宣汉、达县，蒋介石撤掉了刘存厚二十三军军长，换上刘存厚的兄弟刘邦俊任副军长，掌管全军，结果刘湘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即想法逼走刘邦俊，企图收编二十三军自己取而代之，此事引起其他军阀一阵躁动。“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今天碰到他，明天轮到谁？”黑吃黑，互相倾轧，本来就是四川军阀之间的“行动准则”，正因为如此，各路军阀虽然在“剿共”的旗帜下站在一起，实际上互不信任，每一个行动都要互相观望，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谁也不肯做亏本的买卖。

    当红军集中主力南下万源，与唐式遵第五路决战时，邓锡侯便将前线部队停止在通江河右岸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静观变化。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与红军在柳林溪大战中损失惨重，根本不愿意再为刘湘做赔本的买卖，早就打定主意，要求部属保存实力，守稳当面防线，慎重应付刘湘。第三路正、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洲虽然感激刘湘对他们的提拔重用，但又恐惧红军军威，不敢倾全力进攻红军，只派部分军队参加围攻红军。而且李家钰曾吃掉过罗泽洲的部队，李、罗二人积怨未消，第三路指挥根本不能统一，就更难协同进攻红军了。第四路的杨森在营渠战役中遭到红军几次痛击，手上所剩部队已残破不全，军心涣散，士气十分低落。杨森不敢率部向前与红军交战，亦不敢后退为刘湘加罪提供口实，只好就地长期与红军对峙，顶多在前线小打小闹一阵。

    面对军合力不齐，各怀心思的困境，刘湘也十分头疼。前三期攻击损伤惨重，难以为继，除了红军强大，他啃不动外，各路军阀人人自保，互存戒心，不肯卖力是重要原因。

    5月1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各路总指挥会议协调行动，决定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让各路军阀都来做“委员”，参与指挥第四期攻击。为了拉拢大家一起干，刘湘不得不作出姿态，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底参战。他调来边防军陈兰亭师增强第五路，调潘文华的教导师和韩彭的暂编第二师组成总预备队，潘文华任总指挥，韩彭任副总指挥。如此一来围攻红军的兵力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团，约二十余万人，仅他的二十一军就有八十余个团。同时向各路军阀保证：“剿赤”后，各路军阀都能得到“安全保障”。尽管刘湘做了这些动作，各路军阀仍旧叫苦不迭，你唱他和。刘湘明白，他们这是在“要奶吃”，不给他们点甜头，他们是不会动的。刘湘咬咬牙，拨出三百万元军费、三百万发子弹接济各路军阀。他也明白，仅靠这点恩惠收买不了这帮白眼狼，这帮人无论实力强弱，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怎样才能让这些人齐心协力地使出全身的劲打红军呢？他左思右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刘湘黔驴技穷，竟然让自己身边的江湖术士“刘神仙”担任这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靠这个道人采用“巫术”来统帅这帮难缠的军阀。

    刘湘笃信道术，由来已久。成都有一位名叫刘从云的道士，自称懂星相之术，能掐会算，知过去未来，1920年创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