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二则认为种下去也难保收成，“围剿”一来，又会落到敌人手里；三则劳力十分缺乏。兵员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战争中遭敌侵占的地区，又被抓走或杀害一批。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占区去。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人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们眼下艰窘万分，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敌人的新“围剿”，更成问题。

    张国焘形容，根据地如同被挤干了的柠檬。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听说共产党红色首都陷落，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先前入川的参谋团已经进一步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对川军将领的监督，参与协调并指挥川军进剿。蒋还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严重形势下，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会议期间，张国焘与徐向前有一段对话。

    张国焘问：“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答：“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又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

    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徐向前提出了自己的“川陕甘计划”。 这个计划的重点是打击盘踞在甘南的胡宗南，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并想法配合策应离开根据地长征的中央红军。“川陕甘计划”概括而言就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

    毛浴镇会议除了要解决根据地如何发展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策应中央红军。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正处于取得反“六路围攻”最后胜利的时刻，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通过敌方的电台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10月16日，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瑞金根据地，在敌人疯狂的追击和堵截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地，红色首都的放弃，说明局势危急的程度。中央撤离瑞金，也没有向其他根据地通报，得到这一消息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感到震惊。从全局看，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面对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召集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后的形势。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有师以上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由徐向前主持。徐向前在会上正式提出“川陕甘计划”：

    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