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是文化革命动乱后期的几年，从现在看来，不能不认为有“四人帮”干扰的政治和历史的因素是主要原因，但周恩来当时已累得身患绝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经专家会诊确诊患有膀胱癌。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五月份确诊患癌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必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它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十二日，毛泽东阅报告后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当时，周恩来的病情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即使在中央高层，也只限于少数人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已经在考虑怎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了。早在一九七〇八月庐山会议时，周恩来在庐山上就说过：“邓小平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是可以上山来的……”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出席陈毅追悼会时就对陈毅夫人张茜说到邓小平，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年十一月，在确认病情发展以后，周恩来加紧了设法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活动。十二月十八日，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信中在谈到让谭震林回来工作问题的同时，要纪、汪二人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参提过几次。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回信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四人帮的阻力，在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一九七三年春，周恩来的病情又发展了，便血骤增，冠心病亦加重。三月九日，周恩来在向政治局请假两周作检查治疗的同时，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到北京。毛泽东阅后，在此件上批示“同意”。

    这样，三月十日，周恩来在请假治病离开之前，落实办好了邓小平复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然后，他才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去玉泉山作全面检查治疗。直至三月二十四日，病情已趋稳定，即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西花厅。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去毛泽东书房开会。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两个星期之后，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和夫人在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出席宴会。这是邓小平自文化革命中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八月间，在中共党的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大以后，因中风与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他觉得要对邓小平和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作一次考察，就派王、邓两人一起离京去外地视察。他俩视察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承致力于坚持主席革命路线和在此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小平则说，军阀混战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泽东对邓的回答比较满意。

    毛泽东相信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