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行，主要由于怕招致国内的不良反应。七月一日，国务院当即将此决定电告司徒大使。

    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称他要进行的北平之行“将富创新性，大胆显示美国对中国变换中的政治趋势，怀抱无偏见的态度，可能对将来中美关系具有利效果。”他是想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至少在苏美之间能像南斯拉夫一样中立。用黄华的话来说，他这是“一厢情愿”。

    就在黄华通知他可以去北平的六月二十人日以前，有史料表明，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已经形成。还在这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全部迁到北平，并进驻香山之后没几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奉斯大林之命，从东北来到北平，也搬进香山住。当时，柯瓦廖夫是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只在北平留下了领事齐赫文。当时还有一个苏军情报组在北平。柯瓦廖夫就是使用苏军情报组的电台向斯大林报告情况。在香山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多次接见柯瓦廖夫。毛泽东与柯瓦廖夫谈话的次数最多。随着解放军渡江后形势的迅速发展，五月间，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苏，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本人早在一年前的四五月间考虑过亲自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当时还认真做了准备，制作新衣，还选好了路线：由阜平到绥远，转乘飞机去莫斯科。因为与蒋介右的大决战就要开始，加上赴苏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斯大林曾回了电报给毛泽东说：你是统帅，不便离开，我可以派政治局的人去。于是，毛泽东终于未能成行。

    派刘少奇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当时还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理解，以及所迫切需要的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相信，斯大林虽然会是最后一个抛弃蒋介石的，但他将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从孙中山的遗嘱中领会了这位先驱者的痛苦：孙中山一生革命四十年，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呼吁过援助，而只有苏联伸出了手来。就在七月一日刘少奇即将启程秘密访苏的前一天，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

    在这个时候，就是司徒雷登能来北平，与周恩来甚至毛泽东见面，也是改变不了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就是这样制约着现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再说，毛泽东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有过教训。

    抗战后期，还是在延安窑洞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很积极地表示过愿意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交朋友。据美国的史料说，毛泽东曾经从延安往华盛顿发过电报，表示愿意访问美国。毛泽东也曾经热诚地接待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赫尔利先生，并从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真诚心愿出发，基本同意了赫尔利先生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但是，赫尔利飞回重庆之后，秉蒋介石吃掉中共的意旨，转了舵，改变了主意，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

    这一年七月，毛泽东在宣布倒向苏联并派刘少奇去莫斯科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注视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从标志着解放军从此走向胜利的济南战役，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摧枯拉朽的胜利在军事上来说都是陆军的胜利。

    在七月的一天，刚刚搬进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曾经突然考问身边一个工作人员：

    “从台湾到大陆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公里？”

    这位同志当场未能立即回答，脸红了，当晚找查了准确资料，即告诉毛泽东：

    “福建省离台湾最近的海面有整整一百三十公里。”

    渡江战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