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安，认为运动再这样搞下去，国家要完蛋，民族要遭难，他直言不讳地上书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在三四天内就亲笔回了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十日。

    在“文化大革命”极为混乱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线装书奇迹般地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一年公开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然而喜悦之后，他的生活更加空寂。“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也无事可做。在身边的奚夫人于一九七零年因肺炎去世后，他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内心异常孤独。他又是一个从不虚度年月的人。于是，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九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章含之报告了周总理。

    周恩来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过去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九十二高龄，恐怕身体已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当时他头脑虽然异常清晰，只是耳朵聋得厉害，同时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以后腿部肌肉萎缩因而行动不便，常要靠轮椅了。章含之也认为父亲虽有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念头但已力不从心。此事一度作罢，他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叨，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在所写《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详细述及了章士钊最后赴香港的情况——

    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都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然而，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我到达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父亲来港的报界舆论宣传的确证实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新的和平桥梁。然而我对父亲的健康却忧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的住所在闹市区一幢楼房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亲到达香港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我觉得他出奇地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都不多。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