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了！

    这次章士钊年过九十还不辞辛劳来港，是想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女士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章士钊愿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因为历史原因，在国民党中有许多故旧，好些国民党头面人物如于右任等是他生前好友；此外，他和毛泽东都是湖南老乡，他和毛泽东在早年就认识，相互之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甚至更早。他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早年在长沙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认识了毛泽东。一九二零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不小的银款。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当然没有说成立共产党要经费，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帮忙。他立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他当然不晓得这笔银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闹革命了！当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了这件借款之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感到十分不安，要女儿章含之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之后微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呵！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从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有一次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他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泽东很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武装战士轮流二十四小时在章士钊在沪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还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让他一家搬进了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使他有了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环境。

    他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成了共产党真正的挚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非常岁月中，他能够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狂风巨浪时，他感到十